面的高度警觉，绝不是空穴来风。而要做到国家权力安全稳定地运行，防范潜在的隐患，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战国法家看来，无论是国君，还是政治家、理论家，其洞察社会、熟悉国情、知晓臣下在权力阶层中的破坏性作为，都是最基本的政治才能，也是最基本的政治需要。这就是“知下之明”。

要做到真正“知下”，并且达到“明”的境界，仅仅依靠经验主义的“眼见为实”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知下”，就必须要有某些必要的手段与方法。这些手段与方法，就是申不害与韩非所说的“术”。依靠“术”做到“知下之明”，进而达到安全驾驭群臣并安全运行国家权力，就是“术治”。

综上所述，全部的逻辑关系是：国家稳定依靠权力稳定——权力稳定依靠消除隐患与危机——消除权力隐患与危机依靠知下之明——知下之明依靠一套方法与手段——方法与手段的有效依靠系统化总结——系统有效的方法与手段就是术——运用术安全驾驭群臣并安全运行国家权力就是“术治”——术治同时是保障法治运行的手段与方法。

从社会实践看，是“知下之明”的重要性，催生了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术治派。

这个术治派，后世称为“申韩之术”。

4术治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变形

术治，是后世学者概括法家三大流派时的通行说法，用以表示其学说特征。

战国法家的原本说法，叫做“法术”——从属于法治条件的术。

从理论意义上说，后世的“术治”概念，有利于说明问题。虽然，“法术”的概念更具有原发与准确的特点。但是，在两千余年的历史烟雾中，“法术”已经被政治异化为“权术”理念，又被江湖神异语言雷同混淆。如此，不利于语言谱系的简明化。有鉴于此，我们还是以“术治”概念来说话。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从国家的治式结构上说，“术治”不是第一层级的统治方式选择意义上的范畴。具体说，术治不是与法治、人治、德治、礼治等范畴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低层级概念，是实施方式选择意义上的概念。从政治实践看，“术治”是与“吏治”并列的概念。也就是说，术治是法治之下的从属概念，是以推行法治为前提的一种掌握“治情”的具体方式。

（1）术治派对“术治”的理论设定

依据理论，术治的功能定位，只是督察臣下的一个系统方式。术治的政治目标，则是“赏善察奸，使臣并进辐辏”——赏赐有功，揭发奸恶，增强臣下阶层的凝聚力，使其像车轮辐条聚向车轴一样，形成以国君为轴心的国家机器。

韩非子的《定法》篇，对术治的规定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大体篇》的说法是：“为人君者，操其契，以责其名。”韩非子《难三》篇对术治政治目标的概括是：“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

这三则论说，明确规范了“术治”的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明于用人。以职责所在为依据，遴选具有职责要求能力的人任官。

其二，明于督察。依据职务要求（循名），去查核官员的实际表现（责实）。

其三，明于知下。从三方面查核官员，以达到“知下”目标。一则，核查官员在任期内的政绩；二则，以突发事件测试官员的实际能力；三则，核查官员报来的功劳是否确实。

显然，术治的理论设定功能，是“课群臣之能”；理论设定的政治目标，是督察官员达到“公政而无私”的境界；理论设定的具体方式，是“循名责实”，是“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国家，这种“察奸去恶”的官员督察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术治派的理论设定是没有重大缺失的。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理论体系中发现术治派的致命缺陷。

（2）实践推行中的非制度化与神秘化，是术治派始料不及的致命缺陷作为督察方式的术治，在实际执行中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韩非子对管仲的批驳。

韩非子《难三》，就“法”与“术”的不同运用方式，对管仲的一则主张提出了批评。韩非子的论述是这样的。

首先，韩非引用了《管子》的一则著名言论：“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管子的这几句话，主张政治生活的光明正大，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阳精神，认为政治家说的话要叫所有人都听得见（满室满堂）。也就是说，管子是反对政治神秘化的。

韩非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管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是有缺陷的。首先，他指出，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指的一定不是君主的游戏饮食之类的隐私事务；其次，他认为，这一说法“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就是说，只有政治大事，才会在厅堂去说，才有必要光明正大。然后，韩非又进一步分析认为：管子只说对了一半，在政治生活中，法可以公开，术却是不能公开的。韩非子这段话很典型，全文引用如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韩非子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法律越公开越好，术治则越秘密越好。术治的秘密性程度，要达到亲人、爱人、熟悉的人、常有交往的人都不能知道的绝对私密地步，如何能叫所有人都知道呢？只有这样的秘密方式，才是术。管子的话，不是“法术”的主张。

对于术治的神秘性，申不害在《大体篇》中的表述是：要“去听”——听见的事要装作没听见，“去视”——看见的事要装作没看见，“去智”——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就是说，作为君主，不可能越过官吏去治理天下。所以，就是知道了官员作伪犯奸，也最好不明说。只有这样，才能藏于无事，以示天下无为。才能做到“独听、独视、独断”。独听者谓“聪”，独视者谓“明”，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