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秘而不宣，使人“莫之得闻”，是术治的最重要特征。

在这种神秘化理念下，申不害与后来的韩非，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系统地总结出了一套用于督察官员的秘密“法术”。韩非子总结的法术，主要有两个系列：其一，辨奸系列——七术。这是辨识臣下是否奸恶的七种手段；其二，预警系列——六微。这是在奸行发微阶段洞察其蛛丝马迹的六种手段。

凡此种种手段的神秘化，见诸实践，便自然成为一种不受任何法律规范的秘密操作。其后果，必然带来政治实践的神秘化与黑箱化，最终导致“术”与“法”的脱离——术在法外秘密执行。由此，“法术”不再以法治之术而存在，而必然沦落为“权术”——权力拥有者之术。这种“权力之术”的实践化，必然使权力者摆脱法治而挥洒个人意志，打开了法治沦为人治的秘密通道。正当的监察制度，以阴暗手段的方式去实施，必然使法治意义上的监察督导，沦为只接受权力意志的秘密武器。

这种严重变异，应该是法家术治派始料不及的。

战国时代，是政治生活阳光化最为充分的一个时代。就其主流说，阳谋精神占据了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如同宇宙黑洞与太阳黑子一样，大阳精神的战国时代，也有阴谋横行的大量劣迹，也有信奉阴谋政治的君王与国家。其中的典型，就是申不害变法之后的韩国。申不害与韩非子这两个法家术治派人物，又恰恰都是韩国人，平生最主要的政治实践，也都在韩国。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问题，这里只是提出来而已。

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督察的职能制度化，法家术治派无疑是对中国古典法治文明的巨大贡献。可是，术治派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督察术的神秘化，主张督察术的独事性。不管这一主张在当时有着多少历史的合理性及当时的必要性，作为一种文明历史的审查，我们对其弊端，对其危害，都必须予以深刻揭示。

从本质上说，非制度化的神秘督察术，与申不害韩非子设定的法治出发点，已经严重背离。就其效果说，恰恰是对当时法治的一种深刻破坏，是对健康政治生活的严重侵蚀。术治的实际推行，对整个法家的变法实践，对整个社会的法治实践，都产生了严重的强硫酸式的腐蚀效应。

首先，术治在实践上销蚀了法家“势治派”的合理一面，使主张“君权至上”的势治派，在政治实践上很容易陷入庙堂阴谋的沼泽地，使君权不再以制度化的权力集中为根基，而陷入难以捕捉的君主专权的术治；其次，神秘术治的推行，也对法治派的法治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销蚀作用，使政治生活中的法治环境渗透进秘密的人治因素，最终严重扭曲健康阳光的政治文明。

（3）商鞅的法治理念与术治派的深刻对峙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关注。与申不害同一时期的大法家商鞅，在《商君书·画策》篇中，对国家政治灾难提出了分析，也提出解决办法。他是这样说的：“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故，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商鞅这段论说的核心，强调了一个最根本的法治原则——

法律是不能自动作为的，必须由君主官员等特定人群组成的权力体系来推行。所以，权力体系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明白无误地按照法律行动。个人行为是否以法律为准则，是国家或治或乱的最根本界限。

最后，商鞅提出的对策是：“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也就是说，防止国家政治灾难的惟一出路，是使法律政令成为必须见诸每个国家官员实际行动的最高准则，使政令必须成为实际执行的政令。法律政令只要明白无误地贯彻于君主行动，贯彻于官员行动，国家就不会有混乱灾难。

这一思想，与管子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的政治阳光化主张，完全一致。

可是，术治派却告诉我们，督察术是不能明白推行的，它必须是秘密的独事行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法治灾难的缺口，就是这样打开的。术治的实践方式，使它完全脱离了原本的理论设定，成为法家体系的毒素。术治，是一口淬毒的匕首，使健康阳光的政治生活糜烂为难以医治的脓疮溃疡。

商鞅与管子的主张，最充分地说明，依据当时社会的法家认识水平，已经完全洞察了政治活动渗入秘密行为的危害性，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必须看到，申不害与韩非子的“术治”主张，不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思想局限性，而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君权阴谋化理论。即或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论见诸实践，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同时，也遭受到了包括来自法家法治派广泛而严厉地批评。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战国法家的术治派，是一种有害遗产，我们必须坚决抛弃。

下面的历史进程也将证明，在韩国变法实践中推行的神秘化的术治，不管其理论设定的目标多么正当，都因为其执行手段完全违背了法治的公开化、制度化精神，终于导致了韩国变法的快速流产，并且给这个中原战国留下了久远的权谋政治的后遗症。

5申不害的韩国变法

韩昭侯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55年，申不害在韩国实行变法，历时15年。

申不害变法的实际内容，在史料海洋中的可见信息，比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还要少。保留下来的点滴史料的关注点，又大多都在申不害的术治方面。其推行的实际制度，只有最笼统的说法而已。虽然如此，结合点滴史料，并依据战国变法的共性方面，我们至少还是可以有如下几点推论：

其一，申不害担任了韩国丞相，基本是全权变法，历时15年。

其二，变法削小了贵族封地，遏制了贵族的封地治权，但没有取缔封地制度。

其三，变法陆续颁布了一大批法令，开始阶段推行了法治，并一定程度地整肃了社会混乱，有利于社会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彻底废除春秋时代晋国的旧律法，也没有清理韩国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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