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称道的友好盟邦关系，尤其以秦穆公时期为典型，史称“秦晋之好”，以至于流传后世。秦晋之好，结为秦晋，已经成为美好婚姻与友好盟邦的代名词。后来，秦、晋之间虽然也有过战争，但基本状态一直是睦邻关系。

春秋末期，长期称霸的最大诸侯国晋国，成为天下求变思潮见诸实践改制的中心，更成为新政新法诞生的最大基地。晋国的深刻变化，是先后催生出了六个强大的新兴政治集团——中行氏、范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六大集团，同时推行着程度不同的新政新法，也同时进行着复杂而残酷的联合与竞争。历经将近百年的实力大争，中行氏、范氏、知氏三大集团先后覆灭，韩氏、赵氏、魏氏三大集团不断壮大，又联合瓜分了晋国，同时成为三个强大的诸侯国，又迅速地同时成为三大战国。因为同出于晋国，韩、赵、魏这三个国家，通常被天下称为“三晋”。

从老晋国的地域看，初期的魏国主要继承了以安邑为轴心的晋国中部（今日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北部、东部）。初期的韩国，则继承了老晋国东北部与南部的土地（今日河南郑州以东，及黄河北岸包括上党高地一部分在内的区域）。初期的赵国，则继承了晋国的西部、北部与东北部（今日山西中部、北部，河北南部，及内蒙古南部区域）。

从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与文明发展程度看，三晋之中的魏国所占据的地域，从总体上说是最具优势的——傍大河两岸，居天下腹心。这一地理环境，对魏国在整个战国时代的特殊影响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战国初期，魏国率先任用李悝推行变法，一举成为当时的超强大国。之后，魏国立即开始了长时间的大力扩张。魏国的扩张对象主要是两个：西面的秦国，北面的中山国。在这两个扩张对象中，秦国是显然的重点。对于中山国（今日河北平山地区）的扩张，主要集中在魏文侯以乐羊为上将军的时期。其后，中山国化入赵国势力范围，魏国基本放弃了对中山国的争夺。所以，秦国是战国初期魏国最主要的扩张对象。

魏国的对秦战争，开始于魏文侯即位的第六年。魏国扩张的初期方式，有两大步骤：其一，先在黄河西岸的秦魏拉锯地带——少梁地带修筑城池，建立魏军的攻秦基地；其二，再以新建城池为根基，对秦国发动连续不断的军事进攻。总体上说，魏文侯在位的整个38年里，魏国以这种方式对秦国频繁交战，获得了大幅度的领土扩张，大大压缩了秦国的河西地带。魏武侯时期，以名将吴起为上将军，继续对秦国进行了长期的攻势战争。

吴起一生与诸侯的七十余战，其中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的对秦作战。历史记载，吴起终生没有打过败仗，只有两次是平局。这就是说，吴起统率的对秦作战，没有过一次失败。截至吴起离开魏国，及魏武侯病逝，秦国已经在对魏战争中全面失利，非但丢失了整个河西高原，而且丢失了关中东部。魏国的进攻锋芒，已经逼近关中东部的华山地带。秦孝公即位时，秦国的土地已经被压缩到仅仅剩下三个小块：东南的商於地带，关中平原的中西部，以及老根基陇西地带。

其后的魏惠王时期，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首先是魏国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专一对秦扩张战略变为三面作战的战略。魏国战略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四个方面：其一，魏惠王忌恨韩、赵两国曾经支持公子缓与自己争夺国君之位，决意开展报复作战；其二，魏惠王图谋扩张中原霸权，决意对中原诸侯开始作战；其三，魏国实力在长期的对秦扩张中进一步增强，军力强大远超各国，也确实具备了同时作战的某种条件；其四，魏惠王志大才疏——雄心勃勃而才具平庸，排斥能才名士，无法确立更为明智的战略决策。

由此，魏国改变了文侯、武侯两代专一对秦扩张的战略，陡然转变为三面作战。首先，是对三晋同盟的韩、赵两国进行报复性作战；其次，是对齐国、楚国、宋国等中原诸侯展开霸权作战；再次，继续维持对秦国的扩张战争。如此三面同时开战，必然导致魏国对秦战争的力度大为减弱，频率也大大减缓。

恰恰在这一时期，秦魏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秦国的秦献公执政后，矢志收复失地，率军与魏国死战。石门之战，秦军歼灭魏军二十万，取得重大胜利，震动天下，连当时的周天子也向秦国表示了隆重嘉勉。后来的少梁之战，秦军又俘获了魏国丞相公叔痤。也就是说，在秦献公执政的二十多年里，秦魏攻守之势一时逆转，秦军保持了较长时期的攻势。少梁大战后，秦献公就因伤病死去了。

虽然，秦献公时期的短暂胜利，并没有改变秦魏之间的力量对比，魏国依然远远强大于秦国。甚至，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更见艰难。但是，对于魏国来说，秦军的两次大胜利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全力对秦作战的战略，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即或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推行三面同时作战的战略也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可能的历史假设是：假如魏惠王在位的五十余年，能始终坚持魏文侯、魏武侯两代的明智战略——联结三晋同盟而全力保持对秦国的强大攻势，秦国根本不可能出现二十余年大变法的历史机遇。而以魏国的文明发展程度，则很可能继续强大并进而统一中国，成为代替后来秦帝国的历史候选人。可是，魏惠王一代的魏国决策层，却根本不是这样做的。

沧桑巨变，正是从这样的历史缝隙中生成的。

总结上述历史，大的态势是：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迫，一直持续了一百年左右。

魏惠王中期，秦孝公末期，两国格局发生了历史性颠倒——秦国崛起，魏国衰落。

秦国在变法大成后，一举收复了河西与关中东部。魏国慑于秦国新军的强大压力，从安邑迁都大梁。从此开始，直到战国末期，大体也是一百年上下。在这个百年之中，魏国实力每况愈下，秦国则蒸蒸日上。秦赵长平大战之后，秦国实力远远超过六大战国，形成了一强独大的天下格局。

令人不解的是：在后一个百年之中，山东六国的战略重心一直是合纵抗秦。但是，作为对秦作战最有资历的魏国，却从来没有成为过对抗秦国的中心力量。请注意，魏国公子信陵君盗窃魏王兵符，诛杀魏王心腹大将，从而调动大军救赵的那一次壮举，只是信陵君的个人行为，并不是魏国的国家行为。为此抗命之罪，信陵君客居赵国多年而无法回到魏国。也就是说，在整个的百年合纵抗秦中，魏国除了加入合纵阵营，几乎没有过发动合纵或领袖合纵的实质性作为。作为大国的魏国，既远远不如赵国、齐国、楚国，甚至，不如启动合纵的燕国，也不如多次发动小合纵的韩国。

这个历史谜团，我们留在最后再来破解。

魏国后期十分阴暗软弱。

以《史记》记载，秦魏关系的转折性标志，是魏哀王时的“太子朝秦”事件。关于这件事，《史记·魏世家》的记载是：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史记·六国年表》亦将此事系于哀王十二年，即公元前307年。《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则是：“武王三年，魏太子来朝。”又将此事记于公元前308年。与《魏世家》和《六国年表》的记载相差一年。不论怎样，魏国派出了太子“朝拜”秦武王，而且秦武王接受了。

这件事所以具有标志性，在于它表明了这样一种邦交格局的确立——魏国以此“朝拜”为开端，正式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并承认了自己的从属国地位。尽管，在战国大争之世，这种“朝拜称臣”完全可以在实质上看做是魏国的权宜之计。但是，在秦魏关系的历史上，它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因为，此前的魏国无论在军事态势上如何退让，其大国地位与大国意识，还是很自觉、很明确的，不可能派出国家储君对秦国称臣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