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慷慨赴死，天下名声极大。历史主义地看，这样的政侠群落，无论其所维护的国家或派别，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烈士勇士。因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中，有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风骨节操——锄强扶弱，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最富牺牲精神。在后面，我们还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山东六国涌现过大量的救亡勇士与众多的殉国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齐国灭亡后的田横八百壮士跳海殉国。

历史的多面性与价值观的多元性告诉我们，作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一种正面的历史进步力量。作为挽救行将灭亡的祖国的烈士群落，同样也是一种正面的文明价值力量。同样正面价值的文明历史元素所构成的历史冲突，才是历史悲剧的灵魂。

我们不能因为肯定了太阳，就否定了月亮，它们都是人类宇宙的不同侧面。

（4）荆轲行刺的具体过程解析

虽然，荆轲怀着必死的勇气。但是，他平庸的搏击术与剑术，却使他无法完成使命。

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所描述的荆轲刺杀秦王的详细过程。

第一环节，展开凶器。“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第二环节，直接行刺。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

请注意，这个“揕”字，是刺的意思。但是，史料却没有用“刺”这个字。太史公有意用“揕”字，而不用“刺”字。合理推断：有可能这个“揕”是淬毒匕首的一种特殊的刺杀技法，而后世失传。故此，这个字所表示的实际方法，我们已经不知其详。这个环节是说，荆轲抢到匕首，直接就揕了过来。但是，在没有刺到秦王的时候，变化就发生了。

第三环节，秦王快速反应。“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固不可立拔。”

这个环节，是秦王嬴政的一连串应急动作：瞬间大惊，瞬间突然站起，竟一下挣断了材质一流的精制衣袖，可见速度之敏捷，力量之强大。再后，秦王立即去拔只有盛大典礼才佩带的长剑。此所谓冠剑及身，是王者的最高威仪。但是，由于秦王是手抓剑鞘中间——操其室，剑筘又很严密，惶急之下一时无法拔出。

第四环节，荆轲追逐秦王。“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这个环节，荆轲的方法未见任何特异技能，只是寻常的追逐不舍而已。秦王的反应倒是非常专业，不是径直乱窜，是“绕柱而走”，也就是依托粗大的殿柱，和荆轲兜圈子。

第五环节，群臣惊愕混乱，徒手乱打荆轲。“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也就是说，在一片惊慌中，大臣官员们只有追着荆轲乱打。随行太医夏无且，用随身药囊打到了荆轲。这里，太史公特意交代了秦国的殿堂法度：其一，群臣上殿，不能携带任何兵器；其二，装备全副兵器的护卫郎中，陈列于殿外廊下，不奉命不得上殿。在这两条法度之下，一时没有人想起提醒秦王下令武士进殿。在大混乱的时间段，荆轲的徒手搏击术仍然未见任何特异之处，以致自己都无法摆脱徒手人群的围攻。

第六环节，秦王拔剑反击。“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

这就是说，秦王虽然惶急，但却仍然保持着灵敏的耳目反应。在左右高声提醒下，秦王立即将长剑竖在背后，一举拔出剑来。拔剑之后，秦王立即反击，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虽有短兵器在握，却既未能反击，又未能躲过长剑一击。如此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或者，秦王的剑术与力量都是一流的；或者，荆轲的本领实在平常。

第七环节，荆轲的最后反击失败，及其最后自诉。“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擿（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荆轲，轲被八创；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荆轲掷出匕首，以做最后的反击，但却掷到了铜柱上。秦王很恼怒，连续砍了荆轲八剑，但荆轲依然活着。按照嬴政一剑砍断荆轲左腿的力量，八剑若全力砍下，荆轲早已经是大卸八块了。荆轲所以在八剑之下尚能不死，只能说明秦王仍要留着活口，有意控制了击剑力量。这时，荆轲表现出最后的勇气与精明。最后的勇气，是满身剑伤而能张开大嘴谈笑；最后的精明，是为自己的平庸身手作出了似乎周到的辩解。

但是，荆轲的最后辩解，却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如果真的一开始就不想杀死秦王，而要绑架秦王以订立书面盟约，并献给太子丹，那为什么还要给匕首淬毒，并且拿起淬毒匕首就直接刺杀？难道荆轲敢保证自己既能刺伤秦王，而毒性却不会置秦王于死地？以此后实践的展现，荆轲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神异技能。荆轲的说法，显然是摆脱难堪的辩词。

第八环节，荆轲之死。“于是左右既前，杀荆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乱局之下，已经上殿的武士杀死了荆轲。为此，秦王忧郁，很长时间里都不高兴。

秦王嬴政不高兴的是什么？仅仅是荆轲的死吗？

4.刺秦效应：秦国放弃和平统一方式

刺秦事件，宣布了和平统一中国梦幻在事实上的彻底破产。

秦王嬴政的心情沉重而忧郁，其症结只能在这里。因为，荆轲的刺杀事件，道出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即或在同一根基的华夏文明圈，想要一个已经成型的王国政权基于天下潮流，放弃统治权或大幅度缩小统治权，而自觉归于统一政权，这只能是推进统一的强大力量的单方愿望。无论这种愿望的出发点具有何等的正义性，也无论这种愿望的实现可以减少多少流血牺牲，独立分治的政权都是不可能妥协的。

从黄帝、炎帝开始，天下从来都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联盟政权统一的。即或是夏商周三代千余年，天子王权诸侯制的松散统一，也是在大规模“汤武革命”式的战争中实现的。至少，从黄帝到战国的将近三千年里，还没有不经过“汤武革命”式的战争而能统一天下的先例。实现松散的王权诸侯制的统一尚且如此，今日的秦国，要以秦国的法制推行于天下，实现新的统一，又岂能出现不经战争的自动归降？假如说，在荆轲刺秦事件之前，这种“盟约统一”的方式似乎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在荆轲事件之后，盟约统一的方式，则显然已经是荒诞的梦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