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再次主军，边军恢复了老样子。匈奴骑兵在一年多里，既抢不着牲畜财物，又见不着赵军作战，很瞧不起李牧。消息传到联盟总部，匈奴单于终于率军大举南下了。李牧边军早有准备，以战车1300乘、飞骑13000人、敢死之士50000人、骑射将士100000人，总共20余万兵力伏击应战。此战，李牧边军一举歼灭匈奴十余万骑兵，又连续追击，大破东胡、林胡、襜褴等胡人族群的军力，逼迫匈奴单于总部向北远远逃亡。此后十余年，匈奴联盟始终不敢迫近赵国边境草原。

李牧是一个极具个性的统帅，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庸才。

在秦赵对抗趋于危机的大形势下，李牧做了赵国的大将军。在两次战胜秦军之后，李牧在赵国已经成了无可替代的支撑危局的栋梁。这样的李牧，是不可能与阴暗政治同流合污的。

同样，阴暗腐败的庙堂势力，也容不下李牧这样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重臣将领。因为，在赵国历史上，军队将领发动政变而改变朝局，有着久远的传统。李牧的存在，以及聚集在他周围的司马尚、庞煖等一大批赵军将领，对于赵迁、郭开以及腐朽的王族势力，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李牧出任抗秦主帅，必然隐藏着无穷的陷阱与杀机。

在相关史书中，未见赵王任命李牧、司马尚抗击秦军的明确记载。

依据当时赵国的畸形政治格局，最有可能的真实情形是：权臣郭开基于保证自身最大利益的目的，擅自以赵王迁名义发布王书，下令李牧率军抗秦。那么，郭开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后来的实践进程表明，郭开的最大利益就是：赵国之抵抗越见力道，出卖赵国所能在秦国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李牧如何呢？作为统率一国大军的大将军，李牧是在焦急地等待王命，以作抗击秦军三路进攻的总体部署。王命一下，李牧责无旁贷，立即赶赴井陉关前线了。李牧很清楚，此时的井陉关赵军，已经成为直接决定国家存亡的最后防线。他自己，已经无暇顾及高层政治如何如何了。

5.李牧被害。赵军瓦解

灭赵战役的实际进展，很少取决于战场，赵国的阴暗政治直接毁灭了自己。

首先，在邦交大臣顿弱的统率下，秦国的间谍力量对赵国发动了强大的离间攻势，所用方式是非常古老的：一则收买郭开，二则散布李牧、司马尚将要反叛的流言。这一间谍攻势持续了大约半年左右，便有了显著效果。在进入冬天的时候，李牧的赵军统帅权力被赵王剥夺了，代替李牧统率赵军的，是平庸的赵葱、颜聚两个人物。

其次，在主战场的井陉关，王翦大军与李牧大军从春到冬，对峙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秦军并没有主动大举进攻，但是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逼迫李牧军不能撤离战场。王翦的战略是明确的：拖住李牧，等待赵国朝局生变，最大限度地为秦军灭赵减轻兵力损失。

李牧的悲剧，发生在冬天。关于李牧被害，有两种说法。

一则，依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附之《李牧传》记载：李牧拒绝赵王罢黜自己的王命，赵王便派出秘密特使进入赵军统帅部，秘密逮捕了李牧，并当场杀害了李牧。同时，也罢黜了司马尚。三个月后，王翦发动大举进攻，大破赵军，俘虏了赵王迁及其一干饭桶将军。

二则，依据《战国策·秦策》记载：赵王迁听信宠臣韩仓谗言，召回李牧问罪。晋见之时，韩仓诬陷李牧握有匕首，欲图行刺赵王。李牧愤然辩解说，自己患有“孪曲病”，手脚僵硬不能伸展，恐怕行礼不便而接了假手，不是什么匕首。并且，李牧愤然拿出了假手。可韩仓还是不信，要杀李牧。李牧愤怒绝望，当场自杀了。

当代历史学家沈长云先生在其所著的《赵国史稿》中，对以上两则史料进行了考辨，结论是：司马迁关于李牧的结局记载是听冯唐转述的，并不比《战国策》的记载更可信。无论如何，李牧是被赵国的黑暗政治淹没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李牧被害后三个月，公元前228年的春天，秦军大举进攻赵国。

赵军已经失去名将统帅，赵国庙堂更是早早失去了凝聚力。在秦军三路大军从北、中、南三个方向的合围攻势下，赵国呼啦啦大厦倾，邯郸迅速被占领，赵王迁迅速被俘。赵国王族以原太子赵嘉为轴心的残余势力，逃离邯郸，逃亡到代地建立了流亡政府——代国。六年后，这个流亡政府也被秦军王贲部彻底肃清了。

至此，赵国宣告灭亡。

赵国的存在时间，以最长的历史说法计算，是从赵襄子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为开端，至赵嘉的代国流亡政权灭亡，历时253年；若以三家分晋赵氏立国的公元前403年为开端，以邯郸城破、赵王迁被俘为正式后限，则历时175年。

攻下邯郸，俘虏赵王迁后，秦王嬴政亲自赶赴邯郸。

秦王此行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与王翦、李斯等文武大臣商议处置赵国善后事宜。但是，史料忽视了这一点，只记下了秦王进入邯郸的一桩罪责：公报私仇，坑杀了自己与生母赵姬当年在赵国时所有的仇怨之人，也坑杀了所有与赵姬娘家有怨恨的人。这一事件，是秦王嬴政在统一战争中的第一次罪行。不管这一罪行在当时的王权制时代有着多大的必然性，在文明史的意义上，都是秦王嬴政身上的污点之一。

6.赵国灭亡的深刻历史原因

与韩国相比，赵国的灭亡有着另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一根源，就是赵人族群性格所决定的国家性格——烈而乱。烈者，血气冲动也。乱者，不守法而妄杀也。

在春秋战国的治国理论中，“乱”是一个政治概念。《史记·赵世家》记载，后来建立韩国的韩氏领袖韩厥，对“乱”有一个经典解释：“妄诛谓之乱。”也就是说，政治上的乱，就是违法滥杀，就是动辄举兵政变。在赵国的历史上，这种激烈的内部动荡屡有发生，其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我们可以从春秋中期的赵盾时期开始，大体清理一下赵氏族群的内乱频率。

赵盾到春秋晚期的赵襄子一代，百余年历经六代，发生了四次重大内乱。

第一次，赵盾时期因赵氏内争，导致赵氏几乎被政敌铲除。

第二次，赵简子时期，废黜嫡子继承人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无恤为继承人，开赵氏废嫡立庶之先河，为以后赵氏多有继承人之乱的根源。

第三次，赵简子妄杀大臣，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之先例。

第四次，赵无恤以诱骗手段杀害自己的姐夫、代人族群领袖，导致姐姐摩笄自杀，再开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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