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81(1 / 2)

妄杀恶例。

这是早期赵氏历史上的内乱,四次内乱的后果都很严重。

从赵襄子到赵王迁,历时12代253年,共发生11次剧烈内乱。

第一次,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死,其弟赵桓子发动政变,自立为赵氏首领。

第二次,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氏将军再次发动政变,杀死赵桓子儿子,拥立赵浣为赵氏首领,是为赵献侯。

第三次,公元前387年,赵武公死,赵氏将军发动政变,废黜武公之子,改立赵烈侯儿子赵章为国君,是为赵敬侯。

第四次,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失败,逃亡魏国。

第五次,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即位,公子赵胜发动兵变争位,失败。

第六次,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发动兵变争位,失败,逃亡韩国。

第七次,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先废黜太子赵章,改立赵何,自己退位掌军。后又恢复赵章为安阳君,导致赵章争位,发动兵变争位,被赵国王族大臣击败,赵章被杀。

第八次,同年冬天,将军赵成再次兵变,包围沙丘宫,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第九次,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战国时代绝无仅有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廉颇率军进攻乐乘赵军。乐乘败走,廉颇逃亡楚国。赵国军力严重损失。

第十次,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太子赵嘉,改立倡女之子赵迁,导致最后乱政。

第十一次,赵迁即位,内乱频生,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12代而有11次政变内乱,战国时代绝无仅有也。

赵人、秦人同出一源。秦人的族群性格却是奉公守法,羞于内斗而勇于公战。

历史的分水岭,在于商鞅变法对秦人族群性格与国家性格的再造。

秦献公之前,秦国的政变内乱丝毫不逊于赵国,秦国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堪称天下之最。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私斗成风的危害。这时候,秦国发生了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秦国成功地推行了设计周严的战时法治,使秦人族群在重刑威慑与奖励公战的激赏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巨大力量。

但是,赵人族群的烈乱秉性,却因为缺乏严酷的重新锻铸,而保持了古老的劣根。如同个人性格决定人的命运一样,这就是国家性格所决定的历史命运。赵国灭亡,给我们提供了的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其一,一个国家的生存强度,首先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其二,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而脱离人民的政权。

灭赵之战的胜利,是秦统一中国迈过的第一道高难关口。

和平岔道:灭燕之战

1.秦燕关系之历史脉络

秦统一赵国之后,大军移驻赵燕边境,开始筹划灭燕之战。

以时间排序,秦军北移,应该是公元前228年秋冬的事。

灭赵之后,赵地亟待处置的大事有三个方面:其一,对被俘的赵国君臣的处置,也就是安定政治局面;其二,赵地正在大饥荒之际,紧急救荒,恢复生产,以安定民众;其三,对流散赵军以及逃亡代地的赵嘉势力,决定后续应对策略。

举凡政治、军事应对,秦国的处置都很成功,史料记载也相对明确。

值得注意而又被史书所忽视的,是秦国对战后赵国社会的稳定方略,也非常成功。秦国的社会安定方法,主要是三方面的政策:其一,以秦国太原郡为后援根基,对赵地救荒;其二,迅速设立郡县官吏,督导民众尽快恢复农耕畜牧;其三,将原来赵国工商业的巨头家族,迁徙到秦国大后方的蜀郡。最主要的巨头家族,是赵国最大的冶铁业巨头卓氏、郭氏族群。后来,迁到蜀郡临邛的卓氏继续致力于冶铁,在西汉初期又成天下巨富。

实践证明,这种处置政策,快速有效地安定了战后赵地。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赵国故地始终没有出现乱局。逃亡代地的赵嘉政权,因为无法得到赵国故地民众的支持,五六年之间便迅速枯竭,变得不堪一击了。

战后安定举措,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军事行动的配合。只有在冬天到来之前,秦军主力才有条件移师北上,一边整修,一边筹划灭燕之战。

秦燕关系,是战国时代一对比较特殊的国家关系。从两国根基上说,燕国是西周的开国大诸侯,是一等一的老牌贵族大邦;秦国则是东周的开国大诸侯,是典型依靠自身血战立国的后起实力之邦。

王族血统的燕国,素来以周室王族嫡系诸侯自居,贵族做派十足,除了与周公旦的鲁国、太公望的姜氏老齐国,以及后来由周成王分封的王族诸侯老晋国保持着传统的盟邦关系,燕国与天下其余诸侯国都是淡漠而疏远的。

秦国,则因为直接崛起于西部戎狄区域,素来被中原诸侯视为另类。即或秦国努力向中原诸侯群靠拢,也难以被中原腹地的老诸侯群完全认同,难以做到邦交和睦。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的秦、燕两国,便始终以不同原因的奇特姿态落落寡合于天下。秦、燕两国之间,也是水油不沾,疏远而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