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国变法大出天下意料

在韩齐两国变法的同时，西部秦国开始了悄无声息的裂变。

秦国变法，是当时华夏世界最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当时的天下目光，都关注着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国，都关注着长期领先天下潮流的中原诸侯群。对发生在中原腹心地带的韩国变法，对东海之滨田氏齐国的吏治变法，天下诸侯既不感到意外，同时又有着高度地警觉。因为，中原诸侯群与几个强大战国的动向，历来是天下变化的第一征兆，也是当时华夏世界剧烈变化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进入战国，第一个开变法先河的，也是中原的魏国。跟进变法的大国，则是长期与中原争雄的楚国。目下的第二波变法浪潮，则是韩国、齐国。接踵而来的会是谁，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赵国与燕国。对于西部的秦国，天下漠视已久，谁也不会想到，变法这样的新思潮会在这里爆发。

春秋时代一度的霸主荣耀，早已在秦穆公之后的长期内乱中销蚀了。在天下的记忆中，秦国曾经的荣耀与功业，在连绵激荡的历史大潮中，已经被冲刷得几乎没有了踪迹。战国初期，除了魏国对秦国了解稍多之外，大国与中小诸侯以及天下的士人阶层对秦国的认识，大多是知道而已，不甚了了。在东方诸侯群的政治意识中，秦国依然是一个与戎狄没有多少差别的穷邦大国，有武无文，治情混乱，习俗野蛮落后。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风华文明，秦国与中原大国都不能同日而语。聚集生发天下思潮的士人阶层，则更是对秦国因为不了解而保持着疏远。所谓“天下士子不入秦”，所谓“孔子西行不入秦”等，都是这种疏远的表现。

这种漠视，是有理由的。

战国初期的秦国，陷入了一种亢奋而穷战的奇特困局，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

2秦国在战国初期的内乱穷弱

三家分晋之时，天下已经在实际上进入了战国发端。

此时的秦国，正是秦厉公末期。秦厉公之后，秦躁公即位，执政14年后死去。这个秦躁公，大约没有儿子或儿子太平庸，将死之时立其弟弟继位，这就是秦怀公。这位新君刚刚即位4年，便发生了战国秦的第一次政治灾难——实权大臣庶长嬴晁发动政变，包围宫室，逼秦怀公自杀。接着，政变势力拥立了秦怀公已经死去的太子昭子的儿子，也就是秦怀公的孙子即位，就是秦灵公。这个秦灵公，即位10年就死了。此时，秦灵公的儿子嬴师隰尚在幼年。灵公的叔父悼子发动软性政变，放逐了嬴师隰及其母亲，自立为秦国君主，这就是秦简公。这是秦国进入战国后的第二次政变，形式虽然不甚激烈，但却埋下了巨大后患。

这位秦简公，执政15年便死了，其子即位，就是秦惠公。

13年后，惠公也死了，其子出子继位。出子的母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太后，开始与闻政事。但是，这个出子即位的第二年，当时的实权大臣庶长嬴改第三次发动政变，将新君出子及其母亲杀死，并沉入水中，迎回了被流放30年的秦灵公的儿子嬴师隰继任秦国国君。这个嬴师隰，就是秦献公。

也就是说，自三晋分立而进入战国时代的公元前453年，至秦献公即位的公元前385年，在这将近70年里，秦国历经6次权力传承，发生了3次政变，国家一直处于疲弱涣散的骚动状态。这就是《秦本纪》所说的：“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乘乱。”

从中国古典社会独有的谥法意义上看，战国初期秦国六任国君的谥号都很反常。

什么是谥号？就是国君死后由大臣们依据其生平作为而议定追认的一个称号。春秋战国之世，还没有后世无端逢迎的恶风。国君的谥号，还大体可以看出这个国君的政绩与性格作为。从这一角度看去，战国初期秦国六任国君的谥号分别是：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其中，执政时间太短的出子，应该是本名，或是一种表示轻蔑的另类谥号。躁公、灵公两个谥号，是显然的贬义谥号，一为多言轻举，一为神秘无常。怀、简、惠三个谥号，则都是对平庸而又颇多缺陷的君主的谥号。也就是说，仅仅从谥号看，也没有出现后来秦国的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那样正面彰显其功业宏大的谥号。当然，谥号只是一个小小的折射角度，不能代替基于历史事实的评判。

（1）秦献公即位后，秦魏两国的战略与政策变化

秦献公即位时，魏国已经趁着秦国连年政变混乱，占领了秦国的整个河西高原，以及秦国关中的东部地区。正当魏国气盛之时，久经磨砺的嬴师隰即位为秦国君主。由此，两国的攻守态势很快地逆转过来。所以如此，是因为两国的内部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国方面，这位秦献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初步整肃，巩固了权力。之后又着手推行新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秦献公的实际目标，就是为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做准备，要以战争方式来振作秦国。秦献公推行的新政，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秦献公元年，废除人殉制度，也就是史书说的“止从死”。人殉制度，曾经在春秋秦国长期存在，《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民众悼亡殉葬大臣，并宣泄对殉葬制度不满心绪的歌谣。当代发掘的陕西凤翔的秦公大墓群，其中的秦景公大墓，发现了大量被活体杀害的殉葬奴隶与殉葬贵族的尸骨。

这些残酷的殉葬事实，既说明秦国文明在当时的野蛮与落后，也说明秦国奴隶阶层的存在，要比当时的中原各国更为完整。废除人殉制度，在秦国是一件很重大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它改变了秦国奴隶阶层的生存状况，也一举结束了人殉的野蛮政治制度，有利于凝聚国人，激发国人。

其二，秦献公二年，都城东迁。秦国将都城从关中西部的雍城，迁到了关中中部偏东的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内）。迁都之举，不仅仅是一次转移权力中心的政治变革，就实际作用而言，更是秦献公最为重大的战争准备行动。因为，当时的关中东部，事实上已经成为魏国的军事控制区。新都栎阳，距离东部魏军控制的华山地带，只有百余公里路程。距离魏军建立的河西重镇少梁邑，也只有两百余公里路程。

在如此态势之下，秦国这座匆忙修建的新都城，显然是对魏国战争的前沿阵地。从政治意义上看，秦献公迁都东部，既昭示秦国死战之志，借以凝聚已经涣散的秦人族群。同时，又借权力中心转移之机，成功摆脱了雍城老世族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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