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了新政改革，推行了“初税亩”。

这是一种新税制，其实际政策是：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不论公田、私田，一律由国家按照亩数收税。“初税亩”的政策逻辑是：既然私田与公田一样，都对国家纳税，当然也应当同样获得国家的保护与支持。这样，私田的发展就由秘密转为公开，由非法转为合法。客观地说，“初税亩”将当时不合法的私田合法化，促进了旧井田制的瓦解，是春秋社会最早的具有真正创新性的经济变革之一。

与此同时，“三桓”在各自的封地上也程度不同地推行了新的税制：季孙氏的封地全部采用新税制；叔孙氏的封地听其各分支首领自便；孟孙氏的封地，一半土地实行新税制，一半土地实行旧税制。因为季孙氏的新政相对彻底，所以民众乐意归附，很快发展为三桓之首。

季文子死后，孟孙氏、叔孙氏相继领政，都实行了程度各异的新政，鲁国的私家势力便越来越壮大了。三十余年后，到了公元前562年的鲁襄公时期，三桓合力，将一度衰落为只有“两军”的鲁国军队，恢复扩建为“三军”，同时又扩充进了三家的私兵，由三家各自掌控一军。自此，鲁国公室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

春秋末期，三桓势力再次分割鲁国：将鲁国土地与军队分割成四份，季孙氏独占两份，孟孙氏、叔孙氏各占一份；公室既不能占土地，也不能掌军队，所需财货用度全部由三桓分摊供应。这就是“卑公室，三桓分割鲁国”。到了吴越争霸的春秋末期，鲁悼公在位，三桓势力已经彻底巩固了，鲁国君主的势力已经大大萎缩了。《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至此，鲁国几乎成了第一个向新兴国家迈进的传统大诸侯国。

可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鲁国的新政集团始终未能发生本质的跨越。

（3）鲁国旧势力对新政势力的全力抵制

三桓势力壮大并推行新政之后，鲁国以公室力量为轴心的旧贵族集团，便以各种方式抵制新政，与私家势力进行较量。这种较量，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武装对抗，公开地以军事方式剿灭三桓，主要有南蒯氏、郈氏、子家氏、阳虎等集团，于数十年间发动了四次军事进攻；

二是请求外邦力量干预。鲁宣公之后，鲁国曾先后秘密请求过齐国、晋国、越国以武装力量剿灭三桓，但都没能成功。

第三种是政治对抗，以公室力量公开发动对三桓势力的取缔，同时毁灭其封地城邑。

在这三种方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

公元前501年，是鲁定公即位的第九年。此公歆慕孔子学问，也推崇孔子的政治主张，于是在这一年，鲁定公任用孔子作了“中都宰”。这是执掌都城政务的显耀大官。自此，孔子开始了短暂的政治生涯。

鲁国重大的政治较量，发生在鲁定公时期，主持人正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孔子。孔子介入政治的过程及其结局，是春秋末期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一个典型。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其个人的现实命运，都隐藏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内涵。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正当天下变革大潮方兴未艾的春秋晚期。身为没落的中小贵族的后裔，史料对孔子的生身环境有三个字的概括：“贫且贱”。也就是说，孔子是当时比较典型的贫贱布衣之士。按其社会地位要求，按其实际利益所在，孔子本都应该如同春秋战国的无数布衣之士一样，成为变革思潮的推动者。可是，人群的复杂分化就在这里——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所产生的目标追求，未必总是一致的。贵族阶层有走向平民社会的叛逆者，平民阶层也有走向贵族立场的叛逆者。孔子的人生道路，是后一种叛逆——努力脱离自己“贫且贱”的平民地位，走向了本不属于自己群体的贵族立场。

春秋中后期社会的实际变化，使孔子这样的贫贱布衣得以读书成长。不清楚是尚未加冠，还是刚刚加冠之后，孔子便开始了仕途奔波，先后当过委吏（仓库保管员）、乘田（畜牧管理员）等小吏。大约仕途无望，孔子很快便放弃了小吏生计，开始了游学生涯。孔子的游学，没有固定的老师，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学成才。从中年开始，学问有成的孔子开始了收徒办学，开始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反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主张全面回复到西周礼治社会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等，是孔子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与此同时，孔子率领弟子群开始了长时期独立的政治传播活动。渐渐地，孔子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终于，在孔子五十岁的时候，命运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

中都宰之后，孔子又被擢升为司空，执掌工程事务，进入了国家大臣的序列。很快，孔子又由司空转为更重要的大司寇，执掌国家律法的实施。在56岁这一年，孔子的权力地位达到了人臣巅峰——鲁定公“以孔子摄相事”，也就是以大司寇的身份代行丞相权力，成了实际上的鲁国丞相。担任实际丞相后不久，孔子便离开了鲁国，再次周游天下做政治传播活动了。直到年届七十岁，孔子才重新回到鲁国。三年后，孔子死去。这就是孔子一生的主干脉络。

在为政近六年余的时间里，孔子顽强地推行旧政治，为鲁国做了两方面大事：

第一，正面发动政治决战，力图摧毁三桓新兴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