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命矣！”——人民已经不愿意听从王室命令了！或者可以解释为，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了！周厉王也愤怒了，立即派出监谤使者，率领军士镇压言论，对批评者一律抓捕或杀死。一时之间，国人没有人敢说话了，诸侯也不来朝贡了。在这种沉寂面前，才有了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那段著名的政治格言。

第三波冲击，是国人大暴动。沉默三年之后，王畿周人终于爆发了大动乱，民众汹涌攻进王城，直接袭击周厉王。大约是积怨已久，贵族阶层与天子军队也冷眼旁观。周厉王求救无门，只有仓皇逃出了镐京，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去了。在愤怒的国人还要杀死太子的时候，贵族大臣们才最终出面，保住了这位天子储君，也就是后来的周宣王。

第四波冲击，是共和执政。国人驱赶了国王，风浪暂时平息了。但是，善后的贵族阶层却以“国人怒”为理由，拒绝迎回周厉王。同样不满的贵族们，推举了召公、周公两位王族大臣联合主持国政，号为“共和执政”。这时的召公、周公，是始封爵位的老召公、老周公的后裔。“共和执政”的结果，是废除了周厉王的专利改革，周政又回到王道礼治的老路上去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开始。

那时候的上层贵族社会，只知道“汤武革命”，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经济改革。贵族们以为，只要一道王命就可以改变社会利益分配了，就可以解决社会矛盾了。直到数百年之后的战国时代，一批大政治家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改革策略是改革成功的第一生命，任何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都不是匆忙草率所能完成的。为了这场毫无策略意识的硬碰硬的改革，周厉王付出了14年被实际流放的惨痛代价。

直到死去，周厉王也没有重新回到镐京。

5.周宣王挽救礼治文明的努力

共和执政14年后，当年从暴动虎口中惊险活下来的太子即位了，这就是周宣王。

请注意这个时机：只有逃亡在外的周厉王死了，共和执政的贵族们才愿意将最高权力重新交回王室，才可能重新拥立太子即位。从政治经验上说，这是十分老辣的手段。但是从周礼规范上说，这却是大大违背礼治的权力“僭越”。礼制系统在复杂的社会危机面前，被贵族阶层自己轻而易举地破除了，而且，是从最为要害的最高权力环节开始破除的。

礼治文明，已经开始暴露出了内在的脆弱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改革的进程并没有中止，周宣王并没有回到老路上去。或许是两位“共和”权臣死了，或许是周宣王的政治才能突出而压制住了贵族阶层，也或许是贵族阶层妥协了。总之，这位周宣王一即位，便开始了大胆的实质性改革。

周宣王的第一个大措施，就是不再举行每年开春的启耕大典。

所谓天子亲耕，就是在每年春耕开始时，天子在礼制规定的千亩王田上耕出第一犁。这也是启耕。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个礼制规范所要求的号令举措。但是，其实际意向，却是要废除国人集体耕种制度。因为，天子不亲耕，其实际的社会信息是：耕种是庶民自己的事，王权不再干预了。那时候有“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的说法，说的是天子的任何行为都会被社会无限放大，需要特别谨慎。如今，天子竟然不行亲耕礼了，岂能不引起社会震荡？果然，极其敏感的贵族大臣虢文公，立即强烈地谏阻：“人之大事在农。不可！”

可是，周宣王不听，坚持“不籍千亩”。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改革的历史消息就此中止，过程与结局皆无下文。这说明，这次改革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依据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受到了贵族阶层与国人阶层的双重反对。

周宣王的第二大措施，是联结诸侯力量，反击屡屡进犯中原的戎狄族群。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周代反击戎狄之患的战争很多。这种讨伐战争，历来都是王师亲征，没有动用过诸侯军力。因为，军事征伐权太过重大，非万不得已，不会赋予诸侯国“代天子征伐权”。从周穆王下令楚国与徐偃王的九夷族群作战，周室开启了动用诸侯军力的先例。

周宣王即位，迅速扩大了这一政策，其实际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依然以王师亲征为主要形式，二是动用诸侯国军力共同作战，三是联结还不是诸侯国的实力族群，特命其反击戎狄。

这一转变中最大的举动，是重新起用了被周王权漠视了二百余年的秦人族群。

此时的秦人力量，在西部戎狄海洋里长期苦战，已经重新壮大起来。周宣王独具慧眼，于即位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824年，特封这时的秦人首领秦仲为“大夫”爵位，下令秦人以“得奉王命”的形式反击戎狄。秦人久欲回归华夏文明，自然是立即出兵奋战。不久，秦人首领秦仲就战死了。也许是看到了秦人的真正实力，周宣王在秦仲战死之后，非但没有丢弃秦人，反而隆重召见了秦人的继任首领秦庄，特命其为“西陲大夫”，并破例拨付王室兵马七千人，命秦人继续对西部戎狄作战。

历史，在这时开始打磕绊了。周宣王的亲征连连失败，先败于南征淮夷，再败于反击狁，三败于西征姜戎。至此，周室力量大大枯竭，引发了周宣王的最后一次重大改革。

周宣王最后的改革，就是第三大措施，太原料民。

什么是“料民”？就是调查登记户口，作人口统计。请注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正史记载的人口调查。此前的人口数量，各个层级都只知道自己直接掌握的土地上的封主或户主的数量，而封主与户主究竟辖制了多少民户，依附了多少耕耘奴隶，城邑国人的各种作坊又究竟辖制了多少奴隶，都是不需要上报的。因而，总体的人口状况，那时的国家从来都是很模糊的。

此等背景之下，周宣王为什么要“料民”？为什么要在战败之后“料民”？

以历史的正常逻辑，古代“料民”多发生于赋税空虚、人丁征发艰难之时。这次太原料民，应该也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原因。屡屡战败丧师，周王室肯定急需军力财力的补充。可是，在分封制条件下，诸侯国对王室的财货缴纳，并不依据土地大小，也没有确定的常数定额税，而是“贡品”性质的定时不定量进献。所谓诸侯来朝，其实质意义就是诸侯来“进贡”不定量的财货珍宝。若是诸侯不来朝，也就没有额外的财货进贡了。

那时，中央王室的真正实力，取决于天子直领的王畿土地的大小，取决于王畿所居族群的耕耘财货状况，而不取决于对天下诸侯的征发。依照礼治，依照传统，这种总格局是不能改变的。而此时，周宣王痛感财货人口不足，要作一番扩展财源的改革，于是，先在太原这个王族诸侯——晋国的地盘上开始调查人口了。

可是，仅仅是调查这样一个形式做法，敏感的贵族阶层也立即表示反对了。有个大臣叫仲山甫，他就强烈地警告说：“民不可料！”可周宣王不听，竟以某种突然的形式，坚持展开了人口统计。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宣王不听，卒料民。”可是，如同“不籍千亩”一样，这场改革也泥牛入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