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礼书》对春秋时代的社会风貌，作了这样的评述：“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这就是说，春秋时代的礼制已经形同虚设了，乐制则已经被破坏了，没有等级观念的大小互相逾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恪守礼制的人，每每遭到社会的无情嘲弄，甚或侮辱；奢华僭越等破坏礼治的人，却成为社会显赫之辈，受到人们的尊崇。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是，“大小相逾”。

什么是“大小相逾”？就是下犯上，上犯下，互相逾越礼制规范。下犯上谓之“僭越”，当代人容易理解。可是，上犯下，也被看做“僭越”，当代人就不容易理解了。就实际说，这是指高等级官员不按照礼制办事，对低等级者作出的超越礼制的侵犯行为。譬如，井田制八家的公井，规定要封地主人作基础设施修建。现在，封主或官府因为种种原因不修了，要庶民自己修建水井，这就是上犯下，是上对下违反礼制。《史记》如此记载，说明当时对礼制的逾越与破坏，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了。下等人逾越礼制规范，上等人也逾越礼制规范，而且交叉逾越，相互侵犯，导致了社会的激荡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意识中，举凡涉及春秋之变，人们更为关注的往往是“王权衰微”等政治事件。对于真正本质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大变化，却因为遥远陌生，而被普遍忽视了。从文明史的意义上，我们恰恰要强调这一点，强调社会各阶层最为普遍的生活变化。正是这样一种蓬蓬勃勃的、日每不休的琐细变化，构成了时代巨变的根基。

5.农耕经济的求变潮流

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求变潮，最具基础性的是蔓延于全社会的农变涌动。

何谓农变？就是以劳动方式为表层，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农耕经济领域的思变潮流。这是以农耕之民发端，进而波及井田封主阶层，再进而蔓延全社会的最为深刻的社会生活的求变潮流。从夏代开始，井田制就是农耕经济的支柱制度。到了殷商，仍然如此。但是，夏商两代的井田制相对粗简，远不如西周井田制管辖得严密仔细。所以，西周的井田制与此前千余年的井田制，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根本点便是统一管辖的精细化。到了西周晚期，虽然历经种种局部变化，但是其核心框架依然维持着严密化、统一化的基本风貌。用现代经济理论的说法，西周井田制的本质，就是国家主义的农耕经济。

农变的第一层面，是农耕国人对井田制统一劳动方式的普遍不满。

农耕者为什么不满？从基础上说，似乎很简单：铁农具出现了，生产力提高了，古老的生产关系不适应了。但是，只要进入具体的社会元素，农耕国人不满心理的汇聚则要复杂得多。但是，最基本的第一原因也很清楚：井田制向公田倾斜的统一化管辖方式，使民众普遍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出现了消极怠工。

前面，我们曾经叙述了井田制下农耕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总的特征：井田制下的管辖制度，是向官府与公田倾斜的，基本上是不保护私田劳动的，是不顾及劳动者个人利益发展的。尤其是历经近三百年之后，其沉闷僵化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汉书·食货志》在说到女子夜间集体纺织时，已经关注到了人们郁积的不满，记述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到了后来，公开的怠工就出现了。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王权衰落后，王室与各诸侯国统一组织农耕活动的官员力量，又难以维持其庞大体系，管制也相对松懈了。在此大形势下，农民们自然就先顾私田，对公田消极怠工了。

农变的第二层面，是贵族阶层对土地所有权绝对王权化的不满。

西周井田制下，无论是诸侯国的封地，还是贵族阶层的封地，抑或是平民耕作的私田，所有权都属于中央王室。诸侯以及各等级贵族官吏，都得天子分封、诸侯转封，而后方能成为等级不同的土地使用权拥有者。权力但有动荡，诸侯封国与贵族封地，就完全可能被剥夺。那句经典的话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种天下土地所有权的绝对王权化。用当代语言说，绝对王权化，就是绝对国家化。

也就是说，在西周的井田制下，包括诸侯国君主在内的各层级贵族的土地权力，在本质上都是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包括诸侯国君主在内的所有受封贵族，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其能否继续拥有大规模的土地使用权，完全取决于政治权力的稳定与否，而不取决于经济本身。

这种极其脆弱而又完全维系于政治权力得失的土地使用权，贵族阶层，尤其是诸侯国君主之下的中下层贵族，是不能满意的。因为，无论他们将自己的封地经营得多好，都有可能随时被剥夺。于是，贵族阶层的不满，化作了千方百计使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成真正私有权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是社会化的，也是个体化的。

从社会化方面来说，就是贵族阶层普遍地挑战王权，力图脱离王权控制，力图从“政治统治权决定土地所有权”的怪圈中摆脱出来，借以使土地变成自己真实的财产。从个体化方面来说，就是互相交易土地，不断以政治权力一时难以干预的形式，扩大自己的地盘，使自己成为真实的土地所有权拥有者，成为真实的地主。

另一种普遍形式，是强势的新兴贵族开始利用私人拥有的武装力量争夺土地，不依靠天子分封而成为大规模土地的主人。

这三方面的事实，被当时的文献概括为“易田，争田，夺田”三种方式，其具体事例，史料中比比皆是。

农变的第三层面，是农耕国人对“私田不私”的普遍不满。

在西周井田制下，国人（平民）的土地使用权最为脆弱。国人，非但其耕作的土地属于王权与层叠其上的贵族封主，而且是“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田”，只有四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说，所谓“私田”，只是在四十年耕作周期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所有权意义上说的。事实是，私田不私，实际上同样是国家公田。这种不稳定的使用权，使平民对土地的投入始终缺乏长远的激情，更缺乏经营意义上的努力。消极怠工是最浅层的抗议，王权官府一旦失去了全面组织社会集体劳动的能力与条件，耕作平民的不满，就化作了争取土地所有权的种种努力。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脱离那些恪守旧管辖方式的贵族封主，转而依附于新兴地主，在新兴地主阶层的势力圈内，谋取对耕作土地的真正占有权。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蓬勃出现的新兴地主阶层，在当时社会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土地经营方式。这种新的经营方式，其最初的主干脉络是：首先，新兴地主将自己的土地作为“期货”，卖给依附于自己的民户，使民户一开始便能成为耕作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其次，民户耕田自主，新兴地主不加任何干预；再次，民户每年向新地主缴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并服一定量的劳役，用来抵偿土地价格。一定时间段后，民户抵偿地价完毕，便成为真正的小地主，再与原先的地主重新议定赋税缴纳的方式与数额。其间，农民若耕作致富，则完全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跃升为新兴地主阶层。如此弹性，如此前景，耕作平民自然要背弃井田制，依附于积极吸纳人口的新兴地主阶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