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制度。就实质说，礼制是以礼仪制度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方式；乐制，则是以乐舞歌的使用制度为轴心的意识形态制度。合起来说，制礼作乐，就是创立两大制度——国家权力制度与意识形态制度。一般来说，礼制容易为今人理解，乐制之成为意识形态制度则难以被当代人理解。

故此，我们先说说乐、舞、歌的使用进入国家制度的历史原因。

音乐、歌唱与舞蹈起源于远古人群的劳动和娱乐，在其原生态意义上并无任何使用限制。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随着贵族文化人士的参与创作与整理，音乐舞蹈歌唱的形式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就音乐说，不但有了精工制作的体系化乐器，而且有了超越自发敲打弹奏而专门创作的演奏曲谱。舞蹈则从粗朴的自发动作，发展为精心编排的以某种审美意识为指导的美感动作，而且有了专门从事舞蹈表演的职业人群。歌唱也一样，既有了被整理或创作出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歌词，也有了专门从事歌唱的职业人群。

这种种的形式变化，使乐舞歌渐渐分离为两种社会形态——原生形态与创作形态。从适用主体来说，就是民间形态与官方形态。乐舞歌形式的重大变化，促使其社会功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的乐舞歌，已经超越了满足劳动之后宣泄情绪的需求，而具有了树立价值理念与审美意识的新的社会意义。在早期书籍传播受种种限制且很难普及的时代，乐舞歌以其易于传播的形式，而使这种新的社会意义更加突出。因为，无论哪一种形态的乐舞歌，都具有快速传播并普遍影响人群精神的巨大社会功能。

在夏商两代，乐舞歌的这种新的社会意义尚未被自觉认识。乐舞歌的使用，在夏商两代也基本处于自发状态。所以，夏商两代千年上下，始终没有产生关于乐舞歌使用的王权制度，更没有乐舞歌的官方推广制度。

只有到了周初，安定了天下乱局，周政权需要树立一种普遍价值观的政治需求出现，乐舞歌的社会功能才进入了周公这样的大政治家的视野。周人原本具有悠久的德化治民的传统，而乐舞歌对于社会精神的巨大影响，对于新王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价值。于是，周公创立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自觉明确地建立了对社会文化的一种管理方式。

礼制是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礼中的冠笄礼，也就是男子的加冠礼，女子的笄礼。源于对生命与生命过程的崇拜，世界许多民族都有成人仪式。这种成人仪式，在中国周代之前，就是成丁礼。周公时期明定礼制，成丁礼在仪式细化之后，正式定名为“士冠礼”。就其全面内容说，应该叫做冠笄礼——男子冠礼与女子笄礼的合称。

男子加冠礼，是男子的成人仪式，20岁举行，加冠后方可娶妻。女子笄礼，15岁许嫁定亲之后举行，是为结发。因为冠礼、笄礼都与婚姻权利直接相连，当时社会便将婚冠相连，产生出“婚冠之礼，亲成男女”的说法。在周礼中，无论冠礼或笄礼，都是细致、严密而且充满着庄严肃穆的仪式感的。正式加冠、结发之前，还有预测日期、确定并通知嘉宾等预礼阶段；正式加冠、结发之后，还有回家拜见母亲、会同兄弟姊妹并向赞宾馈送礼物等的尾声礼仪。

蓦然之间，我们感知到：如果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如此细致严密的礼仪，岂不是等同于严格地、全面地规范了社会秩序的运转吗？在这样体系化的礼制之下，以强制力量为根基的法制的作用范围与作用力度，岂不是要大大减少了吗？甚至，除了惩治罪犯之外，礼制乐制可以完全取代法律规范了吗？

正是这样。周人政权需要的，就是这种社会效果。

从礼治的社会普遍性出发，我们将周人开创的文明形态，称为礼治文明。

虽然，周代礼制的确切细节，到春秋孔子的时代，已经很少为人知晓了。对于今天的我们，更已经模糊得像一团云雾了。但是，经春秋战国学者们的抢救，经西汉学者们的整理，现存的史料中，还是保留了可以大体恢复原貌的主要脉络。

身为当代人的我们，不能抹杀后世学者整理前代史籍的价值，不能因为不是原作而将其定性为毫无参考价值的“伪书”。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伪书”，其保存历史原貌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许多民族整理的传说史料。譬如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虽然都是后人整理的，都夹杂着整理者当时的社会语言，但是，其基本面的真实性是可信的。我们确信，周代礼制的基本框架，在文明历史的记忆中并没有消失。

9.周公主持创建系统化的国家官制

要对文明的发展作出评判，必须对国家政权有总体的了解。

周代官制，是周公主持创建的系统化的联邦国家官制，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最为成熟严密的权力结构体制。这一体制，系统化地保留在《周礼》之中。古文献《周礼》，原本名称是《周官》，西汉末期的王莽政权更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详细记载周代中央权力体制的文献。后世史学家们又根据对《仪礼》、《礼记》、《考工记》等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出了周代诸侯国的官制表。如此，依据《周官》所载，可以了解周代的中央权力体制；依据其余古文献，则可以了解诸侯国的权力体制。

周代中央的官制体系是：周王之下，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六大系统的领事大臣总称为六卿。天子总领国事，六大系统分六大领域推行政务。这六大系统的官员编制与职权领域分别是：

天官系统设官63位，主管大臣称太宰，为六卿之首，总掌政务。

地官系统设官79位，主管大臣称司徒，掌土地、人口、徭役征发等。

春官系统设官70位，主管大臣称大宗伯，掌诸侯国事务，此谓佐王和邦国。

夏官系统设官76位，主管大臣称大司马，掌军政，此谓佐王平邦国。

秋官系统设官66位，主管大臣称大司寇，掌司法，此谓佐王刑邦国。

冬官系统设官30位，主管大臣称轮人，或称大司空，掌王室工程。

冬官系统的原有记载亡佚，后世学者以《考工记》所载补充，宋代之前大体无异议。

国家的六卿系统，共有官员384人，所辖吏员已经很难知道总数了。可以明确的是，与夏商两代相比，周室中央官制的规模无疑庞大了许多。

关于诸侯国的官制，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则，诸侯国官员的类别设置及数量，是周室中央王权的礼制规定，而不是诸侯国可以随意设置的。二则，诸侯国等级不同，官员设置的类别与数量也不同。《周官》中虽然没有关于诸侯国官制的明确记载，但是，根据其他古文献对公爵诸侯国官制的记载，仍然可见其大概情形。具体说，公爵诸侯国的官制分为三个系统：国君系统、施政系统、文教系统。

公室系统官员：29位，国君之下的首席大臣称太师。

施政系统官员：32位，领政大臣称正卿。

文教系统官员：17位，主管大臣称太史。

公爵诸侯国，共有官员7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