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罪犯”。当时在澡堂里，有一个小伙子对他表现好感。单身许久的余美丽傻乎乎地便上了套。没想到对方是警察，呼地一下跳了起来，大叫了一句‘好哇，你可真是藏不住呢！’”1979年后，《刑法》规定，同性恋算作流氓罪，严打期间甚至可以判处死刑。余美丽被判处七年劳动改造，在礼花场里扛洋灰。一百斤一袋，来来回回扛，整日不得歇，弄出一身病。余美丽扛了七年整，1990年才被放出来，还被剥夺城市户口，从此天天疯疯癫癫。

而再往前，是文革中。在十年文革中，同志如履薄冰。对于他们来说，1966年，是末日的开始。人人惶恐，人人自危，哪敢透出半点不对——那个叫“鸡奸犯”，是要被枪毙的。满街大字报上，“现行鸡奸犯”在最前，后面还有什么“杀人犯”，最后总会跟着一两个“鸡奸犯”。在这种背景下，大家都会服从安排娶妻生子，也包括余美丽当时的“男朋友”。而余美丽，又作起来。当时余美丽的领导为他介绍婚姻对象，而余美丽，对着一直以来和蔼慈祥、对他照顾有加的老领导，竟然小心翼翼地说，不行，他喜欢的是男人。如果可想而知，余美丽被揭发，他被戴上兔子耳朵、兔子尾巴游街。“红卫兵”用棍棒强行命令他学兔子动作，蹦跳过街。他们还将棍棒捅进他的嘴里，把他扒得只剩内裤绑在理发店橱窗里示众整整三天三夜。而这时候，是掲发他的老领导替他奔走呼号、四处请命。原来，那老领导想让部下在改造当中归于正常，也没想到最后竟然差点将人推入地狱。在这个过程中，余美丽曾经的“男朋友”，坚决与他划清界限，好像生怕对方举报，只是留了一句：“余九嘉，你脑子是不是有病，精神病。”

再再往前，是余美丽与那“男朋友”的最初。二人初中同学，后来在公厕里互相了解情意。余美丽当时是一名小学教师，又因为藏不住，恋情被学校知道后将他开出教师队伍。幸好文革之前没有那么严酷，学校只是给了一纸“关于处理鸡奸犯余九嘉公告”，开除了事。余九嘉的母亲暴打了他一顿，至死都没有原谅他，还说“我争来多少脸，你丢掉多少脸。”

“……”何修懿很压抑，却继续读下去。

在剧本中，“我”一边好奇地打听着余美丽，一边向男友和朋友讲述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男友和朋友都笑余美丽蠢。在那样的背景，讲自己是一名gay，不勤等着惨剧发生？不整他，整谁呢？

一次，“我”压抑到极点，便问男朋友道：“以后，你打算要怎样？向父母出柜吗？”男友却仿佛在看怪物：“那怎么可能啊？！父母那一辈人不会理解gay的。他们顾及脸面，喜欢的只会是‘听话的儿女们'。你可千万别闹，我有朋友出柜，哎哟，真是可怜……终日鸡犬不宁。嗨，中国社会就这样子，没救了。大家都像蚂蚁一样，只能踩着既定路线前进。妄图跨到其他路线的人都会付出很大代价。”而在“我”提出质疑后，男友却笑：“以前都没发现……宝贝挺叛逆呢。娶妻生子的事以后再说好吗？”

“……”一瞬间，何修懿便想到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尽歧视，大多同志内心敏感以及脆弱。而且或许天生“柔弱”，大家都对未来悲观，也有一些男人依然认准传宗接代。总之，报告显示，即使是在当今中国大陆，80%-90%的人隐瞒取向结婚生子，只有10%-20%的人会跟爸妈坦白身份。名人里边无人出柜，不论是政界、商界、演艺界，还是哪。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那些公开为lgbt权益奔走呐喊、年年在两会上拜托别人提交同性婚姻提案的领导者，几乎全部为异性恋。何修懿自己是gay，也有许多gay朋友，有时他也十分奇怪：你们为什么顺从？大部分人都想躲在西方抗争的结果下，等着同性婚姻合法。可一个问题是：即使合法，就敢结婚了吗？大抵还是一样的吧。“法律允许婚姻”是终极结果吗？不是，它是一个“成果”，是“奖励”，否则……拿到了也没用。

何修懿很明白剧本在讲什么——一群屈从环境的人，对抗争者的嘲讽，对自由者的不屑，对于自己“安全”的庆幸和喜悦。这有点像《家族》的延续篇——一百年后，《家族》悲剧还在继续。片中的余美丽，从始至终反抗，直到六十多岁，从来不曾屈服。

他将剧本翻到最后一页。

结局好像……带着希望。

片尾，“我”离开家乡前，走入广场，问余美丽：“那个……你快乐吗？”一句话很莫名其妙，可疯癫的余美丽却摸摸头花：“是的，我是快乐的。”

“我”登上了长途客车，返回北京。路上，司机为了节约花费，不答应开空调。车里极端闷热，大伙汗流浃背。所有的人都在生气、暗骂、抱怨、吐槽，小声诅咒司机的祖宗十八代。于是“我”问旁边的几个人：“你们为什么不坚持让司机把空调打开？”他们却道：“哎，算了吧，忍忍就过去了。”“我”低头想了想，拿出手机，给男友发了条分手短信，而后忽然对着司机吼了一声：“闷死了！快通风！”周围的人沉默了下，竟也通通加入阵营，一时之间声音嘈杂。司机听罢，低头，将空调打开了。

片子到这里便结束了。

旁边，左然又道：“是不是没意思？”

“没有，”何修懿道，“我很喜欢。”

——即使你在黑暗中隐藏，在寂静中沉默，至少不要嘲笑那些愿意发光、发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