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己的情况下，他大胆采用疑兵之计，先设计假情报，利用敌军求胜心切心理，调动敌方援军主力分兵，在成功分散敌军注意力之后，突然速迅回师，二打莎车，一举端掉莎车国，剑走偏锋，以险取胜。如果说莎车是个弱国，那么面对中亚最强大的贵霜帝国七万大军的进攻时，班超则将孙子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抓住敌军人数众多，补给困难这一弱点，坚壁清野，切断贵霜军队向其他国家借粮的通道，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此正所谓“上兵伐谋”也。

班超同时给后人留下两笔巨大遗产。其一乃是西域，西域的功业，始于张骞，成于班超，后二千年，虽经离离合合，最终入中国版图，饮水思源，此非张骞、班超之功么？其二乃是精神遗产，这便是班超的冒险、开拓之精神，虽薄冰必履之，虽深渊必涉之，虽艰难必行之，虽险境必闯之。梁任公言班定远：“于戏，斯真千古之快男儿，斯真世界之大英雄！”知有班超，便知我历史之光荣，知我不逊于欧人，知我足以自尊，足以自豪，足以自强。此非班定远之遗产么？

【四、得之甚难，失之甚易】

新上任的西域都护任尚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军事才能是可圈可点的。

金微山战役（91年，和帝永元三年）是任尚的成名之战，他与耿夔指挥汉军千里跃进，深入阿尔泰山，一举歼灭北匈奴残余力量，经此重创，北匈奴再无力与汉帝国抗衡，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战役。

永元五年（93年），因窦宪被诛，北匈奴降王於除鞬叛变，身为窦宪的亲信，任尚害怕遭株连，便自告奋勇，请缨出战，立功赎罪，与将兵长史王辅联手出击，击斩於除鞬。

一年后（94年），归降汉室的北匈奴部众二十万人叛变，时任护乌桓校尉的任尚率领鲜卑、乌桓骑兵，在满夷谷截击北匈奴部众，大破叛军，击杀一万七千余人，立下赫赫战功。

任尚指挥的这三次战役，都是针对北匈奴发动的，作为匈奴人的克星，任尚的威名，远扬于西域诸国。汉和帝考虑让任尚出任西域都护，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深谙西域事务的班超，却发现了任尚性格上的弱点：严厉而暴躁。这种性格，对付桀骜难驯的西域胡人，不引起冲突与矛盾才怪呢。果不其然，任尚终于坏事了。

任尚在西域都护的位置上只呆了四年（102～106）。

在这段时间里，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永元十七年（105年），汉和帝刘肇去世，时年仅二十七岁。东汉皇帝有个特点，大多比较短命，汉明帝去世时是四十八岁，汉章帝是三十一岁，而汉和帝只有二十七岁，后来的皇帝短命的更多了。刘肇的去世，对东汉帝国的霸业是一大损失，虽然他在汉朝的皇帝中不是很有名，但他的才能还是比较杰出的。从刘肇十四年诛杀窦宪来看，其权谋与魄力，绝对不亚于后来清代的康熙，可惜英年早逝。

汉和帝时代的武功，主要有如下几项：第一，东汉帝国彻底击败北匈奴，终结了三百年汉匈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二，班超完成了降服西域五十国的历史伟业，并重置西域都护；第三，平定迷吾、迷唐的羌乱（后述）。

刘肇的短命给国家留下巨大的后患，继承皇位的是仅出生一百天的刘隆。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不用说只是象征性的摆设，权力落入汉和帝刘肇的夫人，昔日的皇后，今天的皇太后邓绥之手。刘隆是一个不知皇帝为何物的皇帝，因为一年后，不到两周岁的他就夭折了，还啥事都不懂。

邓太后只得另觅皇帝的人选，她选择了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继承大统，刘祜这一年十三岁，这就是汉安帝。邓太后临朝听政，这位聪明、勤政、富于权谋却颇有人情味的女人，虽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但还是小心翼翼地使帝国之舟缓慢地前往。

然而，就在汉安帝即位后的第二个月，西域的叛乱终于暴发了。原来安帝时代，并不那么平安无事。

任尚到了西域之后，显然没有把班超的规劝当一回事，他性情急躁，政令严苛，使西域诸国的国君惶惶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国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并最终汇集成一股浩浩荡荡的反叛之潮。

公元106年九月，西域多个国家密谋联合起来，袭杀西域都护任尚。此时的任尚正驻扎在疏勒国，他可能还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耗费那么多的心血，西域的局势却恶化到这种程度。班超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西域，一朝之间便面目全非。唉，任尚也称得上为汉军名将，只是其才能见识，与班超相比，不啻为天壤之别，班超的事业乃是从无所凭恃的真空中搭起高耸的楼阁，而任尚很快让楼阁轰然崩塌。

任尚所在的疏勒国遭到西域诸国的围攻，形势非常危急，他一边指挥疏勒的守军奋勇抵抗西域联军的进攻，一边紧急上书朝廷，请求援助。

朝廷接到任尚的急报后，十分震惊，急调西域副校尉梁慬率军入西域增援。

这仍然是一个英雄的时代，班超之后，梁慬横空而出。

这梁慬是什么人呢？

梁慬是北地弋居人，他的父亲梁讽，曾是窦宪的部下。公元89年，窦宪、耿秉北伐匈奴，梁讽担任军中司马一职，汉军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单于远遁，窦宪派梁讽前往会见北匈奴单于，劝他投降（事见前文）。后来梁讽因事得罪窦宪，窦宪这个人心胸狭窄，睚眦之怨必报，便诬陷梁讽，梁讽受髡刑发配武威，武威太守在窦宪的授意下杀死梁讽。

窦宪集团覆灭后，汉和帝为梁讽平反，并征召其儿子梁慬为郎中。

梁慬生于军人之家，从小便勇气超群，慷慨有义气，渴望建功立业。担任郎中后，梁慬对这种官吏生涯很不满足，他想效力于军队，出征沙场。永元六年（94年）时，由于投降汉帝国的北匈奴部众二十万人叛逃，东汉政府任命光禄勋邓鸿为车骑将军，率军前往平乱，梁慬自靠奋勇，投到邓鸿麾下，以军司马的身份参加了平叛战争。

车骑将军邓鸿率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郡国弓箭手以及边境部队共计数万人出征，当时匈奴叛军正围攻牧师城，得知邓鸿率汉军主力前来增援，不敢恋战，向北部的满夷谷撤退，准备撤向塞外大漠地区。邓鸿率军追击，梁慬对邓鸿说：“叛军向满夷谷撤退，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只是乌合之众，现在我们应该急进满夷谷，与任尚兵团分兵合进，钳击叛军，截断其退路，必可以大获全胜。”

然而邓鸿着实是平庸之才，他见匈奴叛军有二十万之众，心存畏惧，不敢大胆出击，而是保守地尾追敌军，在大城塞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役，这是梁慬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初露锋芒，勇冠三军，此役共歼灭了匈奴叛军四千余人。而任尚指挥的另一路部队，则大胆突进到满夷谷，歼灭匈奴叛军一万七千人。

此役之后，邓鸿因坐失良机，被下狱处死，而梁慬则因为英勇善战，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