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商而建立王权制之后，华夏世界进入了严格的贵族政治时代。在西周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来自平民社会的杰出人才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

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出现，兴亡竞争的人才需求，结束了沉闷的贵族政治时代。从这一时期开始，华夏世界迅速走出了关于杰出人才群的经验时期，一举跨越到了对杰出人才群的战略自觉高度。当时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杰出人才的井喷现象，也第一次出现了各诸侯国争相搜求杰出人才紧迫而普遍的需求。

士人阶层的出现，是华夏世界人才资源领域的一次核裂变。

当时的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开始阶段，士的主要特征是拥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或一技之能，被允许四处流动以独立谋生。发展到春秋中期，士人群体，已经发展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阶层。就其基本面而言，主要有三大部分人群：一是各实业领域的高端人士，比如水、工、医、农、建筑等领域的独立技师；二是拥有较高武技，并以此独立谋生的武士，比如应商贾之请保护商旅运输的技击能才，应政治需求或复仇需求，实现刺杀任务的剑术能才等；三是专修各种知识并传播自己知识的治学者，如研究国家政治、研究战争军事、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典章礼仪、研究阴阳占卜、研究论辩智慧等而又能独立谋生者，都是士子群体。

进入战国时期，单纯的武技人士逐渐融入迅速普及的军事需求与各种护卫需求，从士阶层分离出去，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被人们称为武士，而不再是以拥有知识与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士人阶层。同时，各个实业领域的技师群体，也逐渐融入迅速壮大的私有经济活动体系，成为专门的工师、技师阶层，并淡出了士人阶层。

在这样的历史蜕变中，拥有知识与思想的社会群体，开始融入迅速深化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开始形成了以参与政治实践或研究政治实践为轴心，而又同时以具备相对丰富的文化知识为必备条件的一个社会阶层。这就是后世将之与官员阶层直接联系起来，而笼统冠之以“士大夫”的一个社会阶层，这就是在战国时代已经成熟起来的典型知识阶层——士人阶层。

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士人阶层，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他们，以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学问根基，既有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基于社会实践所产生的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这一基本特征，使他们与秦帝国之后不断趋于书生状态的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差别。士人阶层出现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贵族政治的僵硬体系，使国家政治进入了能够以理性精神实现更高目标的境界，大大加快了文明历史的发展步伐。

士人阶层的出现，使社会杰出人才的产生、发现与使用，表现出有普遍法则可循的历史特征。在那个时代，基于各种政权的急迫需求，士子们纷纷进入了国家政治层面，爆发出了无比的力量与光彩。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所以能成为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最根本原因便是士人阶层放射的历史光焰。

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都是由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是兵家名士运筹帷幄，或亲自统率的。统一帝国创建中的所有战略筹划，都是名士出身的政治家们完成的。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时代竞争的大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实际功绩，使当时的国家用才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的国家意识，已经明确地将敬贤任士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原则了。“得士者兴，失士者亡”，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对这一认识最为精到的总结，是墨子大师。让我们听听他的久远声音：

亲士急贤论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墨子·亲士篇》

众贤厚国论

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尚贤乃为政之本

今王公大人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尚贤中》

墨子总结的这些认识，都是那个时代已经形成的普遍而自觉的主流意识。

虽然不是每一个国家政权在每一个时期都能发现并使用杰出人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国家命运，但是，就那个时代所达到的自觉的国家共识而言，无疑是整个华夏古典时代的最高水准。他们的认识，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杰出人才群的发现与使用经验。

在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我们积累了强势生存的若干历史经验；同时，历史也以突然灾变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这里，最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必须确立文明发展的忧患意识，时时对灾难与突变保持高度的警觉性，不因文明的进步性而忽视潜在的危机，不因实力的强大而忽视必须解决的一些社会基本问题。

这一历史教训，在秦始皇时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历史主义地说，秦帝国的实际历史功绩，与其所创建的统一文明形态的历史进步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帝国创建的初期，新的社会形态也确实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但是，秦始皇帝的政策方向，始终是单一化的，缺乏对潜在的社会危机的警觉性。与此相连，也对诸多潜在的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缺乏及时有效的解决政策。对国家政权保持强固与稳定的最关键环节——储君问题，更缺乏及早解决的警觉意识。在声威赫赫的历史功绩中，膨胀了、变形了的秦始皇帝，对自己的个人能力、个人威望，以及个人的生命状态，都产生了一种脱离实际的过度自信，进而发展为无视种种危机迹象的极端自负。

至少，一个君主制时代的帝王，年届五十，而始终对国家权力继承人的确立保持模糊状态，这是非常偏离常态的危险做法，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虽然，这是一个文明大历史中的具体节点，但是，它恰恰是足以撬动整个国家机器并使其轰然陷入历史峡谷的那个最重要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