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表明，领导韩国遗民复辟活动的实际领袖，是故韩贵族公子张良。

张良，是始皇帝时代六国贵族复辟的精神旗帜，是一个逆向的历史符号。此公是韩国老世族张氏一门的后裔，曾在韩国末世做了很短时间的司徒——管理土地的高爵大臣。韩国灭亡之际，张良逃出了新郑，孜孜从事秘密反秦活动，力图恢复已经灭亡了的韩国王权。从韩国灭亡到秦帝国灭亡的23年里，张良始终没有停止过秘密的反秦复辟活动。当时的天下谣言、神秘谶语、贵族秘密结盟、多次暗杀始皇帝，以及陈胜吴广起义时种种诡异事件的背后，几乎总是闪烁着张良的身影。

在后来的秦末之乱中，此公终于借着农民军掀起的势头，拥戴了一个韩王，将韩国王权的旧旗帜又树将起来了。但是，这面旧旗帜仅仅飘扬了三五年，就重新沉没在新的统一大潮中了。再后来，此公以独特的目光，选择了长期追随秦末乱世中的刘邦集团，成为刘邦的最高决策顾问，成为“汉初三杰”之一。但是，由于刘邦集团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六国旧贵族根底，其政治理念距离全面复辟诸侯制也相距甚远，因此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被迫淡出政治，郁闷隐居，沉溺于研习辟谷之术的隐居生活。纵有神异之才，终究无力回天。这是一切逆向人物的历史悲剧。

新郑发生的反秦复辟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正处于统一战争高峰期的秦国决策层，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将这一事件认定为必须镇压的叛乱。于是，名将王贲率五万轻装秦军从燕代战场快速南下，一举平定了韩乱。同时，王贲军又以奇袭楚国十座城池的军事行动，对楚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快速镇压新郑暴动，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用。此后，直到始皇帝死，再也没有发生过旧贵族公然举兵作乱的事件。

（2）复辟暗潮的发端事件，来自秦帝国高层的政见分歧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

大约在这一年的秋天，帝国第一任丞相王绾提出了一个重大主张：分封始皇帝的儿子们为诸侯王，分别镇守燕、齐、楚三大边远地带，以为帝国腹地之屏障。这是帝国最高层第一次出现实行诸侯分封制的声音。大约引起了大臣们的诸多呼应，始皇帝“下议群臣”——下令在帝国大臣们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以廷尉李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锐大臣，坚决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诸侯分封制。

最终的决策选择是，始皇帝采纳了郡县制主张，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权统一治理。这一根基确立后，以郡县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制为轴心的一整套新政治制度很快建立了起来。帝国高层的分封制主张，也就此基本消失了。

其后不久，丞相王绾也退出了帝国领政的位置。但是，王绾提出的防止突然事变的理念，也对帝国高层起到了警告作用。在郡县制推行的当年，帝国同时作出重大决策，将六国上层贵族遗民12万户，全部迁入关中大咸阳地区，以利有效监控，这就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的重大行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六国贵族遗民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这次大迁徙中逃亡了。但是，这次大规模的遗民迁徙，还是对六国贵族产生了相当的遏制作用。

（3）两大暗流对接的历史平台：封建诸侯理念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而隐秘的历史缝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王绾之后，帝国高层中的分封制理念，再也没有以正式主张的形式被提出来。但是，关于分封制究竟该不该实行的实际争论，却并没有就此停止。甚或相反，从王绾提出分封制之后，这一理念迅速在咸阳博士官弥散开来。由博士群的种种议论，又很快地流播于各种尊崇“封建诸侯”的学派之中。至少，当时的王道学派、吕氏春秋学派、儒家学派，以及六国贵族遗民中的众多士子，都是赞同“封建诸侯”理念的。

历史的微妙之处在于，“封建诸侯”理念的流播，恰好形成了地下复辟势力与帝国博士群，以及所有“封建”学派的一个政治共鸣点，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对接平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股势力——地下复辟势力与复古学派的合流，其共同根基正是都信奉诸侯分封制，都反对郡县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缝隙，促成了复辟势力与复古学派的对接平台。一方找到了复辟活动的理论依据，一方找到了实现复古理念的实际力量。

帝国博士群中的“封建”理念信奉者，官居文通君的儒家领袖孔鲋，以及众多儒家士子，所以在帝国殿堂的公开论争失败之后纷纷逃亡，并相继投身于各地的复辟集团，最重要的精神原因，就是共同的政治目标——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去，甚至回到更远的西周去。

巨大的历史暗流，在历史的缝隙中不期然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同盟。

（4）秦帝国对复辟思潮的第一应对：正面宣教对于暂时尚处于弥散状态的复辟思潮，秦帝国首先采取了正面宣教的方式。

公元前217年，始皇帝第一次出巡东南诸郡，史称第一次大巡狩。这次大巡狩，分为两个阶段，主要目的是以多种形式彰显秦帝国的功绩，以确立新帝国政权在天命道义上的合理性。第一阶段的路线是：峄山——之罘山——泰山——琅琊山。

首先，始皇帝登临了峄山。颇具意味的是，这次登山，始皇帝特意召集了昔日鲁国地界的儒生群，与他们共同讨论了秦帝国的功绩。而后，由鲁儒们撰写了评价秦帝国德政的峄山刻石文，再由李斯以新篆形式书写，矗立于峄山高处，命名为“昼门”。这是秦帝国第一次对自己的政绩作出自我评价。

之后，始皇帝抵达故齐海滨之地，登之罘山，再次刻石铭文，宣教帝国德政。

再后，始皇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正式确立秦帝国的天命根基。

这次泰山封禅，需要注意一个历史事实是，秦帝国与儒生群的裂痕开始出现。

裂痕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始皇帝基于尊崇文学之士的理念，效法登临峄山时与鲁儒论政的举措，隆重邀请来齐鲁两地的儒生博士七十人，一起登临泰山。可是，儒生们刚刚聚集到一起，从山下开始，就以早已消失的种种远古封禅礼仪为根据，纷纷议论始皇帝封禅登山的礼仪错误，譬如没有乘坐蒲车，没有用蒩秸草席，没有用特定的草编笤帚清扫祭坛，还损伤了山道草木，等等。

始皇帝听到后，觉得这些儒生们很是“乖异”——乖张怪异不循常理，“难施用”——很难用其任事。于是，始皇帝开始冷落这些儒生，整个封禅活动中，再也不听他们的议论建议了。由是，博士儒生群不能与闻礼仪之事，大感失落，大是郁闷。在始皇帝封了遮雨大松树为“五大夫”后，儒生们大受刺激，又开始对始皇帝纷纷讥刺议论。始皇帝听到后，也就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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