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98(1 / 2)

度单位为例,这一标准依据产生的方法是:

黄钟竹管生度之法:黄钟短管置黍九十粒,一粒之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黄钟竹管生量之法:黄钟长管置黍一千两百粒,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

黄钟竹管生衡之法:黄钟长管置黍一千两百粒,为重量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由此可知,公布度量衡标准,就是公布原始标准的确定方法。标准明确后,官府再依据这一原始标准,打造出度量衡的基本计量器具,公示于公开场所,供交易者直接核准自己使用的计量器具。公示的三个系列的基本计量器具是:长度计量之标准丈尺寸,容量计量之标准升斗,重量计量之标准衡器——官秤。

帝国铸造的各种标准计量器具,正式名称为“权量”。各种“权量”之上,皆刻有中央政府的统一铭文:“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铭文的作用,是确立权量的法定权威性。

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秦帝国颁布了违反统一度量衡制的律法。据《云梦秦简》记载,秦律有法条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罚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罚一盾……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罚各一盾。”可以看出,对黄金交易惩罚最严,每次只要多出或减少半铢重量以上,累计追查,每次都要罚缴盾牌一张。

统一度量衡的深远历史意义,是不用我们多说的。

(5)第五方面,统一货币

战国时代,最大的经济乱象之一,就是货币多样。在七大战国各自的官方货币之外,许多中小诸侯与边远地区的部族政权,也有自己多样化的货币。这种现象,对华夏世界的经济流通构成了实质性障碍。到战国末期,除了秦国的货币制度气象整肃之外,各大战国与残余诸侯、部族政权的货币,都是乱象纷纭。当此之时,秦帝国大力推行货币统一制度,是非常具有历史必要性的积极政策。

统一货币具有相对的复杂性,所以,这一政策延迟到统一帝国建立的十年之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才实际推行。《史记·六国表》的正面记载是: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所谓“复行钱”,是西汉史学家以战国史的目光,将秦帝国的统一货币政策,与秦惠王时期的“初行钱”连接起来的说法,并不是秦帝国的第二次货币改制。

《秦会要订补·食货》正确地阐释了复行钱的实际意义:“三十七年之行钱,实非复也,特统一钱之制度耳……于是,贝锾属、钱镈属、刀属等形制之币皆废;圆周方孔,遂成中国制钱之定式焉!”

秦帝国统一货币的实际内容,有三大基本方面:

其一,禁止一切形式的私人铸钱,货币发行权统一归于中央政府。云梦秦简中,就有“盗铸钱”——私自铸钱而被捕拿的案例记载。

其二,将货币形式统一规范为三种。

首先是金币,也就是黄金。金币的正式名称是溢。这个字本当为“镒”,秦帝国以水德为国运,所以官方写法变成了水边“溢”。金币的法定地位,是上币。

其次是铜钱——半两。铜钱形制为圆周方孔,有半两文字,实重半两(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这种半两钱,被后世称为“秦半两”,是当时通行天下的最主要币种。

再次是布币。布币的法定形制,是八尺长、二尺五寸宽。不合形制者,不得作为布币使用;一幅布币,与十一个半两钱等值。保留布币的最主要原因,是方便农民。也就是说,农民织出的布只要符合法定形制,就可以直接拿布购买物品。

其三,帝国法令明确规定:黄金、铜钱、布币三种形式的货币,都是法定货币,都具有同等的货币地位,不得拒收任何一种货币,否则,依法治罪。这就是,“不得择行钱、布”的法令。云梦秦简有法条记载:“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可以看出,秦帝国的统一货币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7.文明旗帜:创建统一文字

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创造性地统一了文字。

对秦统一文字的记载,散见于种种史料之中,已经是中国与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了,我们不需要去考证落实什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项伟大的文明创造工程,是如何完成的?

让们滤去漫漶神秘的传说,对华夏文字的形成演变做一个粗线条的回顾。

(1)战国之前的文字演变

远古之世,人们基于种种需求,首先出现了最简单的线条刻画符号。后来,又开始出现画出与某物相似的形状,以供人辨识的图像。这种相似图像与简单记事符号结合,就可以传达某种相对明确的信息。应该说,这是最原初的象形辨识阶段。日月轮转,画法渐渐丰富,符号渐渐多样,一些共同的刻画规则,也渐渐地约定俗成了。随着规则的渐渐普及,图像画法与线条刻画,也越来越趋于简单便捷了。这时候,大体具有抽象特质的早期象形文字,也就渐渐地零散出现了。

传说到了黄帝时代,这种早期象形文字已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乱了。

于是,黄帝时期一个叫做仓颉的记事官员,便将这些众多散乱的象形文字收集起来,再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最早的文字系统。黄帝知道了,便下令将仓颉整理出的这套文字在竹板或木板上刻出来,再传送到各个部族,并就此约定:以仓颉之字作为日后记事与消息传递的共同文字。这就是“仓颉造字”这一历史传说背后的真实背景。应该说,黄帝时期的文字整理,是华夏族群文明史上的第一次文字统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文明意义。如果说,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阶梯,那么,文字的创造与统一,就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历史阶梯。

自从有了“仓颉文字”,华夏文字便以书写刻画材料的不同,在其后近三千年中呈现出不同的流变风貌。黄帝时代之后的文字,有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这种书写刻画材料的不同,也恰好体现了文字本身流变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故此,以书写刻画材料为依据,所呈现的四大阶段,同时也是秦帝国之前中国文字本身发展的四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