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秦帝国的人口土地新政策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另一大事，就是人口与土地的重新登记与调整。

战乱平定之后，对人口与土地进行重新登记调整，这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必然惯例。秦统一之前，秦国有过一次人口登记。这就是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下令所有人口自报年龄，全面登记，即云梦秦简所说“自占年”的登记方式。帝国建立之初的人口统计，依据秦国惯例，以及实践可行性，在各郡县的人口统计，也应该是自报年龄并在官府登记的方式。

土地登记，则有明确记载：“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

黔首，是帝国统一文明中确定的对民众的称谓。自实田，就是自家向官府禀报自家的土地占有量，官府只登记而不核实。这种方式与人口登记的“自占年”一样，都是一种依靠民众自觉的登记制度。

重新登记人口，重新登记土地，其第一必要是明确赋税征收制度。

关于秦代赋税征收量，《史记》等基本史料没有直接记载。仅见的最早记载，是《史记》记载的秦末之乱中六国贵族大而无当的谎言：“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这则言论只说了以人头计算——头会，以簸箕敛钱——箕敛，而两种方式的具体数量并无说明，显然无法作为依据。

最早的数量评判，见之于《汉书·食货志》的西汉董仲舒的言论：“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此后，历代史书都以董仲舒的评判为依据，将秦帝国的赋税政策定为这一数量，作为暴秦依据之一。

可是，后世的两则考据史料，却显然推翻了这一评判。一则史料，《太平寰宇记》引《晋中兴书》，记载了对一个秦代部族后裔的实地勘察资料，这则资料说：“巴氏子孙布列巴中，秦并天下，薄其赋税，人出钱四十。”依据此说，秦帝国统一后，实行的是“薄赋税”政策，赋是徭役，税是货币税；“薄赋税”，就是征发徭役与征收赋税都减轻了。税收的数量，是每人每年四十个秦半两。

另一则史料，《晋书·李特传》记载了一则实际勘察资料：“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

两则记载，一则是巴郡，一则是黔中郡，但数量却是一致的。这说明，秦帝国建立后，在天下三十六郡推行的都是“薄赋税”政策，每人每年的人头税是四十个秦半两。依据这两则资料，可知秦帝国的轻税政策是显然的。董仲舒的臆断式评判，则显然没有根据。

秦帝国整合民生，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全面推行重农不抑商的政策。

重农不抑商，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国策。商鞅变法的重大举措之一是统一当时秦国的度量衡，目的便是规范当时的市场制度，推动商业发展。所谓抑商，只是指政治地位的限制而言，绝不是抑制商品交易与商旅活动。秦帝国建立之后，仍然奉行了这一既定政策。

关于秦帝国的重农政策，秦始皇时期的琅琊石刻这样概括：“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这样表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重农政策的法律及其与实践配套的政策，还有许多，譬如专门保护耕牛的法令《厩苑律》，专门保护粮食储存的法令《仓律》，专门调整土地关系的法令《田律》，专门保护山林水面的法令《山泽律》，等等。

关于秦帝国推动商业发展，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全面统一度量衡，建立全面而规范的市场；二是颁布法令保护工商业，譬如保护工匠生产的《工律》、规范货币流通的《金布律》、规范市场活动的《关市律》、规范工程建造的《司空律》等。

上述举措与政策，都说明一个无可掩盖也无法扭曲的历史事实：秦帝国统一之后，对天下民生的盘整，是全力以赴的，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少部分的政治工程，譬如“写放”建造六国宫室于咸阳北阪、大修秦始皇陵墓、筹划修建阿房宫这三项大工程，都是远离民生的。历史主义地说，这是秦帝国不能摆脱时代局限的历史性缺陷，但却并不是帝国的基本面。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系统政策，是推翻秦暴政说的最基本事实。直至秦帝国灭亡之际，其财富积累与富庶程度，都要远远强于后来的西汉强盛时期。秦末之乱对文明与财富的毁灭，开了中国夺权“革命”大烧杀大毁灭的先例。

秦帝国创建统一文明

秦帝国最基本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在统一中国之后，又统一了中国文明。

秦帝国创建的统一文明，最主要的框架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创建了以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统一法制为轴心的统一的政治文明；其二，创建了以统一文字为轴心的统一文化形式；其三，创建了以统一货币与统一度量衡为轴心的统一经济制度。

秦帝国所以能在统一中国疆域之后，再度爆发而创建中国统一文明，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是秦帝国具有自觉的文明整合意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引之泰山石刻，记载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思虑状态：“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大义修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

这些话的意思是：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帝立即推动了创建统一文明的进程，臣下们也齐心协力地努力整顿制度。为什么如此？始皇帝辛劳不懈、日夜思虑的最大问题，就是天下的长远利益，以及如何将这种长远利益的建设，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稳定巩固下来。故此，始皇帝专注于推崇文明教化——“专隆教诲”，力图使这种新文明推行天下并传之久远。

历史实践证明，泰山石刻对帝国最高权力层在统一中国之后精神方向的概括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它已经被秦帝国在之后开始的大规模的文明统一工程所证实。

1.统一文明之序幕：依法封赏功臣

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建立，首先是论功定职，这大约是古今中外的通则。因为，论功定职的实质是确立新的国家权力框架，将各个领域的奋战之士按照创业阶段的功勋大小，重新明确他们各自的权力位置，以更好实现新国家机器的职能。依据秦法，秦帝国的功勋评定，主要分为四种情形。

第一种，军功。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的最基本国家功勋。

秦国军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93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