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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家大师韩非子入秦之前的特殊经历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王族的庶出公子。他先天口吃，言辞不便。韩非好学深思，秉性不群，孤傲冷峻。求学之年，大约在幼学之后，韩非作为王族子弟，没有留在韩国都城接受王室为王族子弟专门开办的官学教育，而是选择了私学道路——赶赴楚国兰陵，进入荀子大师开办的私人学馆修学。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之一，同时又是以私学教育闻名天下的大师。

就对社会伦理规范的主张而言，荀子推崇儒家，主张教化民众，主张遵守礼制。但是，就政治实践与治国理念而言，荀子则尊崇法家。他所提出的人性本恶论、法后王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构成了战国变法的三大基础理论。其中的“人性恶”理论，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法治之后，仍然具有不朽的基础意义。这就是2300多年以前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荀子。他既是法家，又是儒家，既不是法家，又不是儒家；说到底，荀子是最具有独立品格的一个理论大师，一个在政治哲学领域具有超越时代眼光的深邃思想家。

韩非进入荀子大师的学馆，是历史的幸运。

荀子晚年开办的兰陵学馆，学生中涌现了许多出色的人才。最出色的是两个，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韩非，一个是来自楚国的李斯。此后不久，荀子的这两个学生，都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巨星。就这两个人在修学期间表现出的才能看，《史记》中有一句记载：“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自己曾经说过，他不如韩非。这则史料可以说明，韩非的思想与学术才华，在荀子的学生群中是出类拔萃的。

请注意，这是韩非子命运的第一个转折——放弃官学，选择私学。

兰陵修学多年，韩非终于出山了，结业了。作为同学的李斯，选择去了秦国，要“游说秦王”而建功立业。可是，韩非却坚持回到了韩国，而没有选择去其他国家。当时的名士，尤其是修习法家的名士，无论是王族公子，还是出身庶民的布衣之士，几乎都是选择一个大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去推行变法，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普遍道路，也就是李斯所走的道路。韩非回归韩国，在当时显然是一种特殊选择。

依据当时的实际，山东六国的任何一个其他战国，都比韩国的境况好出许多。以韩非的深思与洞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明显的大形势。韩非所以选择回到韩国，说明了三个方面的事实：一则，韩非忠于韩国，忠于韩国王族；二则，韩非对韩国上层还没有丧失希望，认为还有挽救的余地；三则，韩非相信自己的政治才华，相信自己能扭转韩国的危局。后来的实践说明，韩非的生命悲剧，始终在这样的精神轨迹上运行着。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二个转折——舍弃他国，出山归韩。

回到韩国，韩非立即开始了变法强韩的努力。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安，请求在韩国实行变法。其具体的实施方略是：“修明法制，富国强兵，求人任贤，去除浮淫。”这是已经被战国变法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当的强国途径。但是，以韩安为首的韩国上层势力，根本不听韩非的变法主张。他们畏惧变法强国的遥远和艰难，他们只醉心于权谋政治，只醉心于以“奇术”鼓捣秦国，企图以极低的成本削弱敌人而保全自己。

历经反复努力，没有丝毫功效，韩国王室始终不理睬韩非强烈的变法主张。

终于，韩非愤怒了，也绝望了。于是，韩非离群索居，开始了发愤著书的理论家生涯。历经多年，韩非终于完成了对法家学说的系统化概括。在韩非发愤著书的过程中，他的《孤愤》、《说难》、《五蠹》等著名篇章，已经在天下流传开来了。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三个转折——放弃政治，发奋治学。

不知是必然，还是巧合，总归是韩非子的书被秦王嬴政看到了。据《史记》记载：嬴政看到的韩非子的文章，正是《孤愤》、《五蠹》两篇。从基本内容上说，《孤愤》一篇，是对变法过程艰难酷烈所进行的论述，是对法家人士的悲剧命运所作的深刻反思。《五蠹》一篇，则是对危及国家的五种人群所作出的概括与分析。这两个方面，都是尊奉法家理念的秦国所长期关注的基本问题。

所以，年轻的秦王在读到如此两篇文章的时候，对作者激赏有加，拍案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知道了，便对秦王介绍说，“此，韩非所著之书也！”年轻的秦王由此得知，韩非子这个法家大才竟然就在距离最近的韩国。于是，这位秦王采用了强势索才的方式——发兵攻韩，逼韩国送韩非入秦。

可是，秦国大军还没有开出，韩国就已经答应了。

原来，骇恐之极的韩王安这才惊讶地发现，韩非竟然还有如此之大的名头，如此之大的用场。于是，这个醉心权谋政治的韩国君主，立即紧急召见了韩非。在一场极其秘密的计议之后，韩王很快作出决定：任命韩非为韩国特使，进入秦国“用间”，推行弱秦存韩计。《史记·秦始皇本纪》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是一句话：“韩王思之，与韩非谋弱秦。”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四个转折——变身“间人”，离韩入秦。

（2）韩非入秦之后的“间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