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局部化。国家强大之时，我们有居弱理念，有收敛意识，使我们能够保持相对的清醒。外敌入侵之时，我们有独到的战争理念，有不畏任何强敌的战争艺术水准。和平来临，我们有坚实的实业生计传统，勤劳自立，和平崛起。我们既不畏惧战争，也不欺侮邻邦。

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看，尤其从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后的两千余年历史看，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相续，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其生命根基，正深深埋藏在两千余年之前原典思想大爆炸的那个伟大时代。

秦国政治危机

1战国末期的华夏世界格局

在对抗动荡的岁月里，战国社会进入了末期阶段。

依据标志性重大事件，战国末期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58年，截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历时37年。从前258年开始，秦昭王杀死白起，攻赵连遭三次大败，秦国开始从战略进攻态势被迫转为战略防守态势，进入了商鞅变法后从未有过的低谷时期。与此同时，山东六大战国也进入全面衰落阶段。

在统一战争风暴来临之前，七大战国突然同时跌入低谷，这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从表面看，这一历史现象似乎只能用“天数”来解释。但是，只要深入其中，解析各国危机的真实内涵，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巨大的“历史巧合”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让我们看看战国末期的开始十年，山东六大战国的各自状况。

赵国，赵孝成王后期，实力大为衰落；悼襄王即位，持续下滑。

楚国，楚考烈王后期，国力萎缩，都城南迁寿春；幽王即位，持续下滑。

齐国，齐王建初期，国力大衰，偏安自保；丞相后胜掌权，政局淤塞。

魏国，魏安釐王后期，政局混乱，国力大衰；景湣王即位，持续下滑。

燕国，燕王喜前期，国力萎缩，又连番挑衅赵国，不断遭致失败。

韩国，韩桓惠王后期，国政混乱，大衰；韩王安即位，下滑更为严重。

从总体上看，山东六大战国在长平大战后的十年之内，都陷入了大衰落。最主要的实际表现，是山东六大战国的政治环境普遍恶化，内政、邦交、军事、经济，都陷入了毫无头绪的混乱淤塞状态，民生艰难，社会普遍丧失活力。从具体因素方面看，这种大衰落有三个最主要的荒诞奇迹：

其一，战国末期前十年之内，山东六国出现了普遍的权力交接。令人惊讶的是，六国继任的新一代君主，竟然没有出现一个明君，齐刷刷一茬昏聩之辈走上历史前台。赵悼襄王、楚幽王、齐王建、魏景湣王、燕王喜、韩王安，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偏狭，一个比一个荒诞。这种昏聩君主大集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二，与庸君大集合同步，山东六国都出现了“恶政”现象，或饭桶当政，或大奸掌权。赵国的郭开集团，楚国的李园集团，齐国的后胜集团，燕国的栗腹集团，魏国的腐朽王族集团，韩国的腐朽世族集团，举凡六国之领政，不是无能腐朽之辈，就是臭名昭著的乱政大奸。这种饭桶奸恶大集合，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三，山东六国的栋梁能臣，急剧地萧疏零落。或遭杀害，或遭贬黜，或遭排斥，几乎无一例外。赵国后期支柱如名将李牧、庞煖，均遭杀害；楚国的最后栋梁春申君，遭受政变杀害；魏国中流砥柱信陵君，遭罢黜排斥，最终酒色自毁，绝望地烧毁兵法著作自杀式死去；韩国的韩非子，遭韩国世族多方排斥，仅仅被用来做了乞求秦国“存韩”的特使，逼韩非死于秦国；燕国名臣剧辛，遭受排挤，最终死于战场；齐国更是堵塞贤路，能臣名士尽皆被排斥，庙堂全面淤塞。这种能臣名士集中陷落，又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奇迹”。

总体上说，这种普遍性的庙堂昏暗，恶政当国，英才陷落，在战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极其罕见的、几乎是高山瀑布式的大跌落，给我们的探索提出了严重挑战。

2秦国进入低谷的多维透视

这时的秦国低谷，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状况？

自商鞅变法开始，到战国末期开端，秦国已经经历了三代四任君主：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历时百年有余。这三代四任的秦国，始终坚持了秦孝公商鞅时期奠定的两大政治传统——尊奉法治，广纳人才，从而保持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长期的政治稳定，实现了国力持续增长。其间，虽然也有过小的交接期动荡，但远不足撼动大局。

在此基础上，秦国在百余年之中，结结实实地完成了三大阶段的历史跨越：第一阶段，秦孝公一代变法崛起，收复河西高原及整个秦东地带；第二阶段，秦惠文王一代推行连横战略，成功突破山东六国的合纵封锁，大出山东，投身于实力大争的天下洪流；第三阶段，秦昭襄王一代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全力发动对山东六国的军事进攻，扎实地扩展了领土，成功摧毁了最强大的赵国军事势力。

秦昭王末期，天下格局已经非常清楚——秦国一强独大，六国全面衰落。

显然，秦国在变法崛起后的百余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上升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从秦昭王末期开始的收缩防守，到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的乱象危机，大体二十年上下，是秦国变法崛起之后百余年出现的第一个全面低谷时期。历史地看，也是秦国自变法崛起，直到秦帝国建立的一百五十余年中，惟一的一次强国困境。

这一特异的历史困境，秦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