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存在。秦、赵、燕、齐四大国，仍然承受着第一线压力。

其二，东南方向的东夷问题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岭南以“百越”族群为主体的各方势力，仍然对楚、吴、越三大国构成强大的袭扰压力。此后，直到吴、越两国先后灭亡，楚国独大南部中国，岭南“百越”势力的袭扰压力，始终没有相对彻底地解决。也就是说，在春秋晚期，南部三大国面临的威胁，依然是清晰可见的。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此后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此后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强大实力基础上的长期镇抚政策，初步稳定了岭南；第二阶段，秦灭六国后五十万大军南下，建立岭南三郡，百越族群才有效纳入了华夏文明。

其三，在西周晚期与春秋初中期渗入华夏腹地的东夷、戎狄族群，仍然没有全部撤出。其留存的族群，势力单薄者，大多归附了某个诸侯国。势力强大者，则以建政立国的方式强行嵌入下来。最大的两个代表，就是中山国、义渠国。这一现实，给区域内的大国小国都带来了一个普遍问题：如何有效化解戎狄族群？如何对待戎狄政权的攻伐？

综上三方面，春秋晚期的诸侯国无论大小，在内外事务上大体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的两个侧面——外部异族的侵扰势力，内部遗存族群的融合。也就是说，各国内外事务的方针大计，都得受这个因素某种程度的制约。因之，四夷、百越、戎狄、诸胡、匈奴等问题，便成为春秋晚期天下格局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4.过渡形态的时期确定

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3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春秋晚期，也可以称之为战国初期。但是，更为适当的定性，应当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联结段。也就是说，这73年，是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过渡时期。公元前476年，是齐国的田氏实力超过姜氏公室的标志性年份。公元前403年，是魏、赵、韩三家新兴势力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的年份。

在中国人的传统历史意识中，春秋战国往往被看做一个大时代。

但是，从文明发展史的理念看，显然这是两个时代。春秋时代，类似于西方社会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战国时代，类似于后来的启蒙运动时代。尽管，作为连续崛起的中国原生文明的三大高原——春秋、战国、秦帝国，它们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但是，在文明史演变的意义上，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帝国时代，无疑是三座具有递进意义的文明高原。在它们之间，发现联结地带与联结方式，是有特殊意义的。

田氏根基确立，到魏赵韩三家政治加冠，这73年，正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联结时段。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就是历史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性质不确定，主导力量也相对模糊的时段。无论研究家们将这73年划归春秋，还是划归战国，都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只要我们的历史意识不那么教条，不那么老化，我们就会看到：将这73年的时段看做历史过渡时期，是最为妥当的。

真正的战国时代，应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魏赵韩三家完成政治上的成人礼，获得正式的诸侯之冠。所以，以魏赵韩三家获得诸侯名号为战国开端，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5.过渡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社会精神

春秋晚期的社会风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基本的方面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实质方面，是整个社会开始从王权国有制的统一管制束缚中解放出来，普遍开始以相对自由的私有生产为基础，开始寻求一种空前活跃的生存方式。这种新的生存方式的实际体现是：私田经济日益活跃，私人的自由生产权利日渐扩张。由此产生的新政治理念不断发展，导致官府对民众生产与生活的干预日渐减少。人的个性伸展，获得了空前的社会空间，家庭及个人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大大拓宽。

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下，春秋晚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无论是官府奴隶，还是农耕奴隶，都开始随着私家经济势力的增长，及其对自由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程度不同地被破除了人身枷锁，获得了自由平民的身份。

其次，占人口绝大部分的自由民，则大量地从日渐崩溃的井田制中被新兴政治势力解放出来，或主动地逃脱出来，归附到新兴势力的政治保护圈里，投身于土地私有的生产大潮中，开始了自由谋取生计的生存方式。

第三，商业一律国营的旧制，在各个诸侯国纷纷被打破。西周时代“工贾食官”的旧传统，迅速崩溃了。官府工场的技师工匠，官府商肆从业的吏员，纷纷放弃了几乎静止不变的官府待遇与高等国人身份，变为直接从事商旅交换活动的私人商贾。与此同时，平民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迅速致富，也纷纷投身到私人商贾行列。由此，私人商人迅速增加，形成了稳定的商人阶层。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弥漫社会的商贾之风作了最为传神的描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在如此普遍浓厚的商旅风气之下，理论化的商业思想也出现了。这一时期出现的“计然”学派，就是推崇商业经济的代表，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应该以发展商业、周流货物为本，从而使农末俱利，国家富裕。计然派的经典表述是：“平粜齐物，官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货殖列传》还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就是子赣，也就是端木赐，经商而大富的故事，很有典型性。子贡“鬻财于曹、鲁之间”，应该是很有实力的大商人。端木赐不知如何经营，竟然成为七十多个优秀学生中的“最为饶益”者，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子贡的商旅规模很大，“结驷连骑，束帛这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夫使孔子名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三也！”也就说，孔子名望的传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子贡的大力宣扬。司马迁用以作为对比的，是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原宪。由于没有参与商旅活动，所以只能“不厌糟糠，匿于穷巷”。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春秋晚期的商旅活动已经非常发达，商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力也已经很大了。

第四，随着知识的传播、法律的公开、私家教育的出现等社会变化，庶民阶层中开始纷纷涌现出各种技能型士人和思想型士人。他们奔走天下，或传播思想，或入仕治国，或教授学问，或扶危济困，或投身治水、行医等公益事业，或从事种种实用性研究并提升农工商活动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