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3(2 / 2)

上述三方面,只是创建了新文明的标志性框架。

其余更为重要的国家制度,都在商汤立国时期相对全面地创建了出来。从总体上说,商代国家制度已经超越了夏代的粗简状态,进入了体系化阶段。对殷商非常熟悉的周公,曾对殷商遗民十分感喟地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记载是:“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所谓“册典”,就是表现为种种典籍的社会制度。周公的感喟,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殷商制度超越了夏代“无册无典”的不稳定时期,是殷商的骄傲;二是周人要向商人学习,创造自己新的典籍制度。史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商代的诸侯制度、权力体制及其传承制度、贡赋制度、征兵制度、市场制度、农耕制度、车马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社会法律等,都有了大体完备的规范。惟其如此,在商王国灭亡后,周武王等反复向殷商遗臣请教治国经验,才有了《尚书》关于商人治国之道的系统陈述。

在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诸侯制度。

诸侯制度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体制。诸侯制度的基本面,是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关系的制度。其中,又以规范诸侯方国的治权为核心。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很难全面具体地描述商代诸侯制度的情况了。依据种种史实,我们可以作出的基本认定是:商代王权的实力比夏王权大大增强了,诸侯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权直封的,而不是被迫承认的自发诸侯。同时,商王国与诸侯的关系,也已经比夏代紧密了许多,诸侯的自治权力却已经相对缩小,而商王对天下的控制权则相对稳定了许多。因为,商代六百余年,除了中后期出现的诸侯叛乱,没有发生过夏代中期那样的大族“诸侯”直接取代夏王的巨大政变。

相比夏王国,商代初期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成熟的邦联制国家体制。

盘庚迁殷后,殷商王权对诸侯的控制权有了更大发展。到殷商后期,商王对诸侯的分封与有效控制,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熟国家形态的全部特征。尽管,商王国对诸侯国君的传承、兵力设置、重要官员任免、赋税缴纳等,还都没有后来周代那样的严格规范,诸侯国的自治权还相当大。但是,从总体上说,商代王权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周代状态了。也就是说,一种松散的邦联国家联盟体,已经基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进到紧密邦联制时代了。否则,最后的商王纣,不可能大举讨伐东夷,并有效限制周人的发展,以至囚禁周文王。

7.商汤王国创建的早期法制体系

国家文明形态的基本面,是当时社会的法治状况。

《荀子·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原本是“汤刑”法条。凡此等等都说明,商汤立国后创建了相对完整的律法,其影响一直流传至战国时代。

历史的事实表明,成汤建立的商政权,开创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相对稳定、成熟的成文法体系。也就是说,商代的法制第一次以“册典”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尽管这些法律“册典”还只保存在官府,而不向民众公开。但是,相比于夏代尚带有浓厚不成文习惯法痕迹的粗简法律——《禹刑》,无疑是远古法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早期国家时代的法律,叫做“刑”。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所以叫做“刑”,其实质含义,不是法律只有刑罚,而是强调法律的主要职能在于以强制性的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因为,当时不可能达到以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生活的程度。当时的社会,对于经济行为、民事行为中的违法者,也是以刑罚处置的。在夏商周三代,还没有罚款与赔偿的经济处罚史实。譬如“弃灰于道”,原本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可却要以砍手的刑罚治罪。也就是说,这时的“刑”,本身就是“法”的意思,“刑”是“法”的形式称谓而已。故此,成汤灭夏后创建的法律,叫做“汤刑”。

商代之法,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先河,为后来的西周、春秋、战国所仿效。

荀子曾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这句话实际是说,后来的国家制定律法,大体都沿用了商代刑罚的名称。《韩非子》也曾举例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商代法律是很严厉的,也是相对细致的。后世的商鞅变法,也有“弃灰于道者,刑”的法条。这说明,商鞅立法的诸多根源,同样在于商代的“汤刑”。

8.殷商时代社会精神的奔放与厚重

殷商时代的历史魅力,表现在社会精神的奔放开阔与宏大厚重上。

(1)殷商时代远远浓烈于古罗马的奔放酒风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农、井、麦、黍、粟、禾、米、桑、年等字,也有了酒(酉)字。这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丰厚,可以大量造酒了。殷商的《尚书》有《酒诰》篇,其载酒风云:“庶群自酒,腥闻自上。”《尚书·微子》又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诗经·大雅·荡》云:“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靡明靡晦……俾昼作夜。”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殷商时代的饮酒之风非常浓烈,非常普遍。

商代的奢靡酒风,是商文明的一个风格标志。

盘庚迁殷之后的将近三百年,商人的综合经济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充分发展。农耕发达,畜牧发达,商贸发达,渔猎发达,手工业发达,产品空前丰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品大大增加。因此,商代后期三百年,出现了早期国家第一次社会性的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打在历史上的印记,是许许多多关于商人酒风之盛的记载。

商人的酒风之盛,是全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商王室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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