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伯益是如何应对的呢？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我们可以推定：当伯益觉察到古老的继承法则已经被破坏时，一定是愤愤不平，一定是立即着手谋划如何迫使夏启退位，如何恢复自己的权力地位等问题。而夏启一方，则一定是及时得到了消息，才联结同盟氏族，突然攻杀伯益族群。其结果是，伯益族群战败了，伯益被夏启势力杀死了。

这次事变，是近古权力传承发生的第一次大变局。这场变局的实质，是最高权力的传承法则，由古老的以“公天下”为价值理念的选贤禅让制，转变为新的以私天下为价值理念的血统承袭制。历史主义地看，这一巨大变局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标志。

此后，这次大变局的文明史意义，将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来。

司马迁在《夏本纪》中，为天下族领（诸侯们）不朝拜伯益的行为作出了一种说明，说这是因为“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禹而朝启”。显然，这与前述历史说法矛盾太大，只能看作司马迁的又一次春秋笔法。实际上，司马迁说法的潜在意涵是：启辅佐最高层政事的时间更长，启比伯益更有才能。

果真如此吗？

4.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启的出生与业绩，及其夺位之前的作为，史料记载极少。

依据《史记·夏本纪》，大禹在治水期间路过涂山氏族群的聚居地，与名叫女娲的涂山氏之女成婚，婚后两日即匆匆离去。婚后年余，大禹再次路过涂山氏聚居地，虽然没有进门，却知道了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启。这个故事，是大禹在舜帝主持的那次质询会议上陈述治水经过时说出来的。原话很简单，且有错漏，经后世史家考证复原，方得以展现原貌。

这个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故事至少可以说明：其一，启是在大禹治水最艰难的时刻出生的，治水成功之时，启至少是10岁上下的少年了；其二，在大禹代舜帝行使权力的17年里，启已经度过青年期，趋于成熟了；其三，大禹最后10年独立执政，并在会稽山病逝时，启已经是40岁上下的盛年之期了。

有如此的历史框架，我们可以推定：在大禹治水、执政的27年里，启一定经常性地参与了政事，并很可能作出了许多的实际业绩，凝聚了许多的族群首领。在近古社会，人们对于领袖的选择，更多的是看重继任人的才具与德行。尧、舜、禹的个人崛起，是这样。殷契、后稷崛起为商族与周族的领袖，也是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夏启迅速地崛起为一个潜在的权力领袖，是完全有可能的。

回想一下，舜帝为什么要在大禹报告治水的领袖会议上特意提醒大禹：你的儿子，不要像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傲慢沦落？而大禹，也特意提到了启的出生经过，并在最后说：正是因为生了如此一个儿子，自己的治水大业才能成功？

分析史料缝隙中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推定：夏启无疑是一个极有才具的杰出人物，其干练精明，一定远远超过了恪守古老传统的伯益。问题的另一面是，大禹原本就是个创造型的领袖，他一定看到了伯益的某种重大缺陷。同时，基于不想使新建立的社会秩序回到散漫无力的古老状态去的想法，大禹必须寻求比伯益更为强势的继承人。

于是，大禹开始培植自己的儿子，夏启也就很快地成长起来了。

5.血统传承制的确立与早期君主制

血统传承制，是在这样的一次偶然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么？翻开《五帝本纪》《夏本纪》的权力传承谱系，我们发现，并非如此。且看——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生放勋……放勋立，是为帝尧。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

（舜）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帝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在这个近古权力传承的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出血统传承的久远痕迹。自黄帝而颛顼、帝喾、帝尧，连续四代的最高权力传承，都是黄帝族群的血统。真正具有禅让性质的传承，事实上只有尧、舜、禹三代。这说明，近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并非只有单一的举贤禅让制，而是血统传承制与禅让制并行不悖。

只不过，无论是否血统传承，都更看重才具德望罢了。

事情的奥妙复杂之处是：自从尧帝禅让于舜帝之后，便出现了被举荐的受禅者避让前代领袖儿子的“潜规则”。舜帝避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禹帝避让舜帝的儿子商均，伯益又避让禹帝的儿子夏启。什么是避让？从实质上说，就是已经被前代领袖肯定的继承者，主动让出权力空间，使社会再度作出选择——究竟是领袖之子继承最高权力，还是受禅者继承最高权力。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强大的现实背景的存在：当时的近古社会，对权力的血统继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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