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构成了人类生命史的灿烂华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文明演进史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文明起源与文明原创的探究与反思，都居于绝对中心的地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清楚某种文明的起源根基，不清楚某种文明的原创特质，便不能了解这一文明的衍生传承法则，更无法预测这一文明的未来变化趋势。

这一逻辑，提出了一个必然的问题——

文明，既然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总体反映，为什么还要受到远去的历史的制约？

五

文明，是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外在化。

没有人类精神活动连续发展的积累，便没有文明的创造，没有文明的跨越。

正因为如此，任何文明形态的根基都深深埋藏于久远的历史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它由涓涓细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锤炼、升华、成熟并稳定化的枢纽时期。这个枢纽时期所形成的生存形态、生存法则，以及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精神特质，等等，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具有极强的传承性。这些稳定的传承要素及其综合形态一旦形成，便如同生命基因对一个人的决定性影响一样，将永远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历史的发展轨迹。这种在早期国家时代生成的独具特色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族群永恒的文明徽记，将之与其他一切族群的生存方式显著地区别开来，就形成了世界民族之林中无数的“这一个”。

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与传承性的创始期文明形态，我在1993年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序言”中，称之为“原生文明”。

原生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自觉生存状态的第一生命载体。

原生文明，是一个族群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到理性生存阶段的社会创造。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延续的第一根基。

所谓历史传统，所谓特殊国情，所谓民族精神，所谓价值理念，所谓国家性格，所谓社会风习，所谓民族文化，等等，从实际上说，都是文明大创造时期生成的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的原生文明的种种体现。它们历经锤炼升华，一旦稳定下来，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其后，无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轨迹如何演变，原生文明都具有恒定的、难以改变的基本特质。

这种难以改变的基本特质，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表现为方方面面的差别：各不相同的文字，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与权力运行方式，等等。所有这些差别，所有这些特殊性，形成了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风貌。即或在人类交流融合充分发展的今天，各民族基于原生文明而形成的种种差别，依然是非常鲜明的。

六

不同的文明目光，对其他文明的观察与评估，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

美国学者约翰·托兰曾经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具体描述了日本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给予了自己的评判。他是这样说的——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正常。

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是蹲着的，使用锯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钥匙向左拧。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鱼虾生吃。讲完一个人的悲剧后，就放声大笑。穿新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相反，19世纪的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对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也作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评价。他这样说——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盗窃杀人是社会罪恶，西洋各国的盗窃案杀人案却层出不穷；此外，西洋各国（在政治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相互攻讦而吵嚷不休；至于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再回顾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

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方文明。

对不同文明的各自评价，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

人类文明的标尺，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不能说，人类的冲突总是基于文明的差异而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类每次大冲突的背后，都埋藏着文明差异的根基。有许多冲突，文明的差异甚至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或者根本性的原因。

古典时代，文明差异直接引起冲突的现象尤其普遍。中国春秋时代，周边游牧族群不断入侵华夏腹心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基于文明冲突的长期战争。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北方匈奴与诸胡严重地侵犯华夏，再次爆发长期的文明大冲突。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这种不同民族的文明冲突，在中国及其周边大地上，一直没有终止过。

在中国之外的世界环境中，马其顿民族对古希腊的征服，罗马帝国对埃及的远征，古印度佛国的突然灭亡，古巴比伦帝国的突然灭亡，罗马帝国的解体星散，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等等，也无不因为各民族文明形态的巨大差异而生发出来。

历史的逻辑是：越是相互处于闭塞状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便越是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大大加深，直接基于文明差异而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虽然没有终止，但显然呈现出大为减少的趋势。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在世界各民族的共处中越来越被接受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