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刘彻刚登基那几年说起, 当时有位叫唐蒙的中郎将出使南越，发现南越拿一种名叫枸酱的东西招待他。唐蒙随口问了一句这玩意哪里产的, 就从南越人口中听说这玩意是蜀中产的，有条叫牂柯江的大河可以直通他们南越的番禺。

唐蒙回到长安后找蜀地商人一问, 才知道夜郎这个地方临近牂牁江, 蜀地商人都爱把货物送到夜郎这个地方沿江与南越等地做买卖。

大汉朝廷与这些地方没做成的贸易，民间商贾靠着自己的本事做成了，不得不说是高手在民间。

唐蒙调查清楚了这些情况，马上汇总起来上报给刘彻, 卖力地跟刘彻鼓吹起来：陛下你看吧, 夜郎这个地方我看可以征出十几万精兵。到时候我们在这里训练出十万水师杀到南越家门口, 他们还不乖乖臣服？

刘彻听唐蒙说得有理有据，大手一挥, 征调巴蜀数万人修通前往夜郎的通道，试图往夜郎那边置个新郡。

简而言之，这个计划我刘彻投了！

可惜这通道修了三年都没修成，巴蜀民众开始不想干了：凭啥要我们一直来干这种苦差事？这破路我们难道非修不可吗？我们在蜀中待得好好的，根本不想去通什么夜郎！

眼看巴蜀要乱起来了，司马相如这个蜀人临危受命，带着使团前往巴蜀安抚自己的父老乡亲。

司马相如才去长安两年就持节而归，说是衣锦还乡也不为过，更别提他文辞本就了得，说的话巴蜀民众都听得进去，在身份和能力的双重加持之下还真让他把刘彻交待的任务干得有声有色。

连西边好几个“西夷”——也就是西南少数民族都在他的游说下自愿归顺，愣是兵不刃血地给巴蜀多添了十几个县的疆域。

若非公孙弘他们表示刘彻多线花钱朝廷实在吃不消，极力要求刘彻暂停西南、东北两边的开拓计划，说不准蜀中与南越以及西南夷的通道真就彻底打开了。

朝廷财政吃不消，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可以说若非司马相如在刘彻与公孙弘这场争议中选择当骑墙派，说不准他的前途会更光明！

但这三年的外交工作也充分展现了司马相如的能力，也证明了刘彻选贤用能的眼光很不错——哪怕对方有着别人看不起的出身，他也会力排众议让对方为大汉发光发热。

“吃软饭”的司马相如是这样，马奴出身的卫青也是这样。

某种程度上来讲，恰好就是刘彻在位期间不拘一格的用人风格，造就了他的千秋万世名。

要不然古往今来的皇帝那么多，怎么就他们几个被拉出来反复夸（或反复骂）。

皇帝也是一个很需要能力和运气的职业。

霍善兴致勃勃地拉着刘据他们演完整场发生在“乌有朝”的《桃园结义》，很有些意犹未尽。

任安听到乌有朝便想起了司马相如，陪着太子和霍善演出完毕后忍不住感慨道：“可惜司马先生已经故去，要不然一定要去茂陵拜访他。”

说来也巧，司马相如是前两年病故的，那时候霍善还没真正混入长安圈子，自然也不认得对方。

不过司马相如多病这件事倒是挺有名，后世许多读书人生病落魄都要来一句“我有长卿病”，这里的“长卿”指的就是司马相如，据传他患有消渴——类似于后世的糖尿病。

霍善道：“你很喜欢司马先生吗？”

任安道：“司马先生文采过人，我自然是钦慕的。”

霍善道：“我听司马迁说他本来叫犬子，是真的吗？”

其实这并不是司马迁说的，而是司马迁写在《史记》里的，苏轼他们给他讲子虚乌有典故时顺便给他提了一嘴。

但在霍善看来他写在书里和直接讲有什么区别？根本没有！

所以就是司马迁讲的！

任安：“……”

司马迁怎么连这种事都跟个小娃娃讲？人家司马相如不要面子的吗？

任安道：“既然是司马郎中讲的，那自然是真的，司马先生应当是心慕蔺相如的风采才改的名。”

霍善连连点头，转头跟刘据说道：“听见没有，我没骗你，他本来真的叫狗子！”

任安：“……”

意思是这个意思没错，但你这么讲出来怎么感觉怪怪的？

刘据也觉得怪怪的。

震惊！

司马相如本名竟叫司马狗子——哦不，司马犬子！

再想想他那些词藻优美且言之有物的辞赋要是署这个名……不敢想，真的不敢想！

果然，起个好名字很重要，尤其是他们这些搞文学创作的更是要配个风雅名头才好。

比如枚皋要是改名叫枚铁柱，刘彻可能就不想用他了。

霍去病陪着霍善吃了个饭，当天就回军中去了。

霍去病这次去长沙国那边晃荡了一圈，挖了长沙王刘庸不少墙脚，得好生把这批人给安排落户。他走这一趟除了来见见太子，就是要和太守府交接此事，现在事情办完了，他还得回去继续忙。

水师不水师的不要紧，主要是要把军屯搞起来。

这边先摸索出军屯经验，后续推广就容易多了。

刘据白天累了一天，晚上睡得很早，第二天起来后……浑身酸痛！

霍善吃早饭时没见到刘据，过去关怀了一番。见他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自告奋勇要帮他推拿推拿，推拿完肯定疲惫全消！

刘据半信半疑地让霍善上手试试。

霍善捋起袖子给刘据推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