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合称明复社四公子，又与魏禧、汪琬合称清初文章三大家，确实才华横溢。他原本是明天启户部尚书侯恂之子，李香君，秦淮河畔媚香楼里的名妓，陈贞慧隐居不出，冒辟疆放意林泉，方以智出家为僧，杨文聪抗清殉国，陈子龙自沉明志，但侯方域却耐不住寂寞，参加了顺治八年的乡试，而且只进了副榜，
陈贞慧(1604～1656)
陈维崧(1625～1682)清代词人、骈文作家。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4年后卒于任所。
陈维崧出生于讲究气节的文学世家，祖父陈于廷是明末东林党的中坚人物，父亲陈贞慧是当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反对“阉党”，曾受迫害。陈维崧少时作文敏捷，词采瑰玮，吴伟业曾誉之为“江左凤凰”。明亡(1644)时，陈维崧才20岁。入清后虽补为诸生，但长期未曾得到官职，身世飘零，游食四方，接触社会面较广。又因早有文名，一时名流如吴伟业、冒襄、龚鼎孳、姜宸英、王士□、邵长蘅、彭孙□等，都与他交往，其中与朱□尊尤其接近，两人在京师时切磋词学，并合刊过《朱陈村词》。清初词坛，陈、朱并列，陈为“阳羡派”词领袖。
陈维崧的词,数量很多。现存《湖海楼词》尚有1600多首。风格豪迈奔放,接近宋代的苏、辛派。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说:“读先生之词者,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虽嫌夸张,但陈维崧以豪放为主，兼有清真娴雅之作,是为事实。更难得的是陈维崧各体词都写得很出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湖海楼词》最为可贵的，是能注意反映社会现实，如〔贺新郎〕《纤夫词》，写清兵征发10万民夫替战船拉纤,“列郡风驰雨骤“,使得“闾左骚然鸡狗“，还写到一民夫与“草间病妇“的“临歧诀绝“,情状凄惨。〔南乡子〕《江南杂咏》揭露官府对劳苦人民敲骨吸髓的罪恶：“户派门摊”，使卖屋纳税的农民“独宿牛车滴秋雨”，而官吏的凶恶却“如鬼”。此外多写自己的怀才不遇及国家兴亡之感，如〔点绛唇〕《夜宿临□驿》、〔醉落魄〕《咏鹰》、〔夜游宫〕《秋怀四首》、〔夏初临〕《本意》、〔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即用其题〈乌丝词〉韵》等,伤时感物,豪放苍凉。〔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词，则把历史故实、眼前新事、画面景色，作者胸臆全都摄纳词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为：“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这说明陈维崧能将不同风格冶于一炉，而能抒写自如。此外，〔念奴娇〕《读屈翁山诗有作》，雄奇壮阔，兼富情趣，〔唐多令〕《春暮半塘小泊》信手拈来，口语入词；也显示出他能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的特点。〔望江南〕、〔南乡子〕等组词，以清新笔调，写江南、河南的风光和社会生活；〔蝶恋花〕《六月词》写农民入城的情态；〔贺新郎〕《赠苏□生》写艺人的遭遇，这些词又显示出陈维崧词题材广阔的特点。陈维崧词的缺点是有时倾泻过甚，一发无余，便缺余蕴。稍嫌轻率。
陈维崧亦能诗，但成就不如其词与骈体文。他的骈体文,在清初亦是一大家,毛先舒为其作序，评为：“具龙跳虎卧之奇”,“得歌行顿挫之致”；毛际可作序,评为“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至于路尽思穷，忽开一境，如凿山，如坠壑……”。《与芝麓先生书》、《余鸿客金陵咏古诗序》、《苍梧词序》等，都写得跌宕悱恻，有很强的
明末清初散文家。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省）人。明末诸生，又中乡试副榜第二人。父陈于廷，东林党人，官左都御史。贞慧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合称“四公子”。曾与吴应箕、顾杲共议声讨阮大铖,由吴起草《留都防乱檄》,揭贴于南京，为阮所恨。南明弘光朝，受阮迫害，曾一度入狱。入清不仕,隐居家乡,十余年不入城市。陈贞慧文章婉丽闲雅，兼擅骈散两体。记载掌故及纪念明末“清流”和殉难人士的作品,多寄托故国之思。又《痛史》及《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一辑，收录《过江七事》一种，专记弘光朝的史事，也题为陈氏之作。
著有《雪岑集》、《皇明语林》、《山阳录》、《书事七则》、《秋园杂佩》等；后三种，收入《太仓先哲遗书》，合称《陈定生先生遗书三种》。
方以智
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浮山愚者等，兼有别号多种，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
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今属安徽省枞阳县）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方大镇，曾任万历朝大理寺左少卿，治《易经》、《礼记》，著述宏富。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有《全边略记》、《周易时论》等著作，《明史》有传。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成年后，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交友结社。曾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四公子”，以文章誉望动天下。
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他设法逃脱，辗转奔回南京。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他受到迫害，化装逃离南京，流落在岭南、两广一带，以卖药为生。当清兵大举南下时，他曾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1650年，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他坚贞不屈，清将为其正义所动，听任其出家。获释后，他即易服为僧，改名弘智，字无可，别号大智、药地、浮山、愚者大师等。晚年定居江西庐陵青原山，自称极丸老人。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为他事牵连被捕，解往广东，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因疽发卒于舟中。
方以智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物理小识》卷五）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他终于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方以智学识渊博，《清史稿》本传说：“以智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例如，在学术分类问题上，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在这三种学术中，他讲得比较多的是通几与质测。他说：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
可见，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在中国，这种分类是方以智的独创。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约9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运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更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
“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物理小识》卷一）
显然，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要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为了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相区别，可以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总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并且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
“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物理小识》卷一）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