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去，坐在那把稍舒服一些的椅子上，我说：“我渴了。”

便衣倒了一杯凉水给我，我一饮而尽。

便衣说：“有女孩子被利用替人走私，跟我们合作后，陈述了她们知道的所有情况，我们不仅不予以起诉，还为她们安排了就业和上学的机会，有人之后一直奉公守法，直到入了法兰西国籍。”

我什么都没有说。

他说：“也有人拒不合作，可是做了的事情不能当作没有发生过，证据确凿，她们被送进班房。”

“…………”

“法国电影不好。拍监狱的都是喜剧。其实根本并非如此，你想去看看吗？”

“你让我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

“说你们的香烟从哪里，经过谁弄来的，说你们是怎样倒卖出去的——说跟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情况。”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是口渴。”

我知道他在心里骂我是母狗。可是无论是我痛哭流涕还是歇斯底里的嚎叫，他都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必要让他看热闹。

我与便衣相持了半个小时，直到他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不到一分钟，过程当中，他通过镜子打量我，神色有微妙的变化。

没过多久，一位衣着考究，模样体面的先生进来说：“我是齐小姐的律师，从现在开始，她不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我来为齐小姐办理保释手续。”

便衣没有任何意见，我后来猜测，他的上司已经在刚才的电话里告诉了他因该怎么做。

我在一些律师仔细审核过的文件上签字，然后被带回警局，走到外面的时候发现，已经是夜里了。律师先生说：“我的车子在附近，请等一等，我送您回家。”

我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我的朋友呢？她怎么办？”

“她有点复杂。因为她直接涉案。不过，我会想办法把她保释出来的。怎么样？齐小姐，您是要回家还是要去吃些东西？我可以载您去。”

“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我说。

“我为海格先生工作。”

其实我刚才猜出了一半，只是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复杂。我眼巴巴的指望着能被营救，我又卑微的希望着，那不是丹尼海格，而是别人，我不想在他的面前那样狼狈。好长时间我站在那里，看着丹尼海格派来的律师，我一动没动。

律师先生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是的，齐小姐现在我的身边。”然后他对我说：“是丹尼，他问您是否愿意同他讲话？”

我把电话接过来，手机拿在手里，鼻子和喉咙都疼痛起来，那么久说不出话来，哽咽着。过了好一会儿，丹尼海格在另一边忽然笑了一声，很轻很轻的一声笑，像一对打牌的伙伴，一个出错了，另一个给她拾残局，又安慰又促狭“哦，瞧瞧你”。

他那可亲的声音说：“我本该去接你，可是在日内瓦有点急事，不得不离开里昂。”

“嗯。”

“微微，别为你的朋友担心，好好休息。”

“嗯。”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成了丹尼海格的情人，当我们缱绻在香贝里那个临着贝尔热湖的房间里的时候，我平白无故的回忆起这一天的事情，很多